在我任职社工的岁月里，心中泛起的问题比起我为人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90年代初，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取得社会工作学位后任职学校社工。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我逐渐倾向远离 “社工”这标签，企图重整职业身份。主因之一，是我在任职社工的岁月里，心中泛起的问题比起我为人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对社工行业心存疑虑（详见网志文章 「从沉迷神学到慎防意识形态」，此处不赘）。无论从历史教训或是亲身经历，我均体会到身份意识可以如何带来个人问题、孕育组群冲突及社会偏见。我怀疑自己那些价值观、宗教观念及那处理问题的社工身分，是悄悄地建构了青少年人的问题，甚至增加了他们的苦难。我甚至认为，某些案主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社工的专业论述将案主变成弱者，将自己变成英雄。反反复复，我向自己的传统社会工作手法投不信任票。1997年，我辞去社工职位，移交主权，回归自己。难堪的是。因收入微薄，要从事多份兼职，成为千禧年前的 slasher 兼㓥房户。我更不慎报读了研究生课程，同时又不小心遇上民众剧场工作者莫昭如，结果“无心向学”。这有兩层意义：其一是他启发了我与年轻人一起创作一出有关逃学的剧作 (叶永芝 & 钟慧娟, 1999)；其二是我对内容空泛的香港社工学科进一步质疑，继而无心在此領域向学，选择放眼更辽阔的人文社科领域。 民众剧场/受压者剧场鼓勵民众表达自己所感所想，有助打破意识形态制肘。如此，我开始从事以真实故事为本的剧场工作，包括巡回学校及多次街头演出。

资源造就创意，但创意也让我看见资源

踏入千禧年，意外当上中学教师，大开眼界，认识到资源分配原来可以如此阔绰。服务弱势社群的社福机构与训练尖子的传统名校，环境设施天渊之别。学校有近乎用不尽的机会与资源，给我尝试各类最新科技及方法， 让我有机会尝试除剧场以外更多的故事媒介，包括摄影、录像、多媒体、互联网等等。我也是在这阶段取得戏剧研究深造文凭、哲学硕士等资历，更停薪留职往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开展哲学博士课程。2006年，转战教育科技，风骚快活，如鱼得水。2008年完成博士论文，参与师训及中学通识课程发展，自以为成功转型 (陈智达, 2009, 2010)。

不是考量选择哪条路容易成功上位，而该问问自己甘愿为哪条路受折腾

本以为可以这样“行骗”下去，但事与愿违。学术界生态愈来愈残酷。博士学位的价值根本连入场卷也不如，充其量是换入场卷的那张挂号筹。要在学术界继续糊口，极难。所有大学不断减少教学职位比例，而重点开设的学术职位 (助理教授级或以上) 又每年搬龙门，入职门栏极高。返回前线？问题是，那个界别的前线呢？我完全无条件及兴趣教中学、懂得善用科技但不懂研发科技、学理上扎根社工但又与社工界脱节多年。再者，十年来饰演中学教师入木三分，主流社工界已认不出陈智达是从事“社会工作”，情况十分尴尬。何况，一把年纪，哪有魄力与各方新秀拼逐？到头来，只有学术路较为可行。

想通了，游戏规则也清楚了，要尽量出产学术期刊论文才能换领大学教席入场卷。有缘得到部份前辈指点开路，但惊讶发现，自己在课程评核、有效学习、教育政策等领域竟呕不出半只字。反之，处理介入方法、身份建构、社会改革等题目则得心应手。思绪，夹著泪水，如潮涌。

我可接受“跑数”是打工仔本分。然而，如果快要退休或往生那刻，还只是在跑人家想跑的数，实在可悲。我在想，无论结果如何，如能用自己最称心自信的一面走着瞧，已是福气。好些事情，碰得一鼻子灰，极速放弃，头也不回。另一些事情， 就算碰灰碰钉，也会拼命前行。回头望望，自己是怎样一路走来，又该怎样走下去？或许，不是考量选择哪条路容易成功上位，而该问问自己甘愿为哪条路受折腾。

决意用尽办法，回到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社工界。2010年开始，我在不同的社工课程担任实习督导、导师、讲师。2015年，侥幸受聘为理大助理教授，往后几年又再侥幸获得数个得体的研究资助，更建立了真人图书网 (张萧, 2019; 明报, 2019; 黄桂桂, 2019)。峰回路转，算是顺利跟社工界重新接轨。

 回望自己的反叛、失准、偶然出色又或意外涂鸦，远看竟是一幅叫我屏住呼吸的立体彩绘。这一切都得远看 ---- 时空的远、心态的远

原来自己的实践/研究渐渐谱出了一个主旋律 -- 身份、故事、媒介科技。我认为身份意识的本质是故事，故事受媒介左右，现代媒介与科技互融互扣。这框架为我开启无穷意念，变奏出不同篇章。关键节点如下：

(1) 身份表述总是受媒介与制度环境影响 (Chitat Chan, 2003; Chitat  Chan, 2004; Chitat Chan, 2006, 2010; Chitat Chan & Ting, 2012; Chitat Chan, Wang, & Wong, 2011; Shek & Chan, 2011)。 

(2) 叙事治疗可以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梳理一系列故事/叙事为本的介入方略 (Chitat Chan, 2012; Chitat Chan, Ngai, & Wong, 2012)。

(3) 社交媒体社群结构可以影响身份表述及社会关系 (Chitat Chan, 2013, 2018a)。

(4) 科技使用存在问题 (Cheung, Chan, Lui, Tsui, & Chan, 2018)，但我们可以尽量发挥优势及减少负面影响。

(5) 互联网有助需求评估与检讨 (Chitat Chan, Fung, Choi, & Ross, 2017;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6a; Fung & Chan, 2019; Fung, Choi, Chan, & Ross, 2018)

(6) 社交媒体环境中有独特的沟通技巧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7; Chitat Chan & Ngai, 2018)

(7) 数码媒体说故事可以用作介入方案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9; Chitat Chan et al., 2012; Chitat Chan & Yau, in press).

(8) 资讯通讯科技几乎有助所有社会工作流程步骤，并且已有初步证据显示其有效性 (Berzin, Singer, & Chan, 2015; Chitat Chan, 2016, 2018b;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6b;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8; Goldkind & Chan, 2017)。

(9) 在2019年，我启动了真人图书网 (humans.asia)，这个项目的灵感源自过去多年教训，运用真实故事来促进社会联系与共融。

上述论点均扣连著我的实务工作与论文。诚然，这组论文水平不一，有些刊在较优质的期刊，有些刊在被认为较“屎”的期刊。然而，我对每一次出版也珍而重之。履历表带点真挚的腥臭味，更自然，更能展现成长印记。我为这些文字记录感自豪，因为他们连贯、接地气、非穿凿附会。回望自己的反叛、失准、偶然出色又或意外涂鸦，远看竟是一幅叫我屏住呼吸的立体彩绘。这一切都得远看 ---- 时空的远、心态的远。

回想这一切，好事多磨，得失非一时可论。继续走着瞧。

+ + + 2020年2月21日 真人茶座访谈记录 + + +

从「『疫』流达叔」到「魔鬼教练」

在疫症横流的今天，香港人免不了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导师、一个project leader，陈智达博士又在经历著一个怎样的人生故事？

Dr. 陈在对谈开始时，笑称自己是「『疫』流达叔」，和许多工作人士一样，他的研究工作因为「疫」流之下，也不得不暂缓、推迟甚至停顿下来，无论团队气氛、进展速度、队员沟通都消沉不振；在细细描述每件不如意事件时，他蓦然醒悟到，其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他渐渐察觉到，其实最近团队成员也会有积极了、开心了的情况出现，他更留意到自己原来每每在去到绝处时，有些「转变」、「启悟」、「新天地」就会自然出现；就著这些发现，他更回想到自己启动一个重大project时的困境、女儿学行/学习踏单车/默书/学溜冰时的努力、在事业低潮时的挣扎，这些历练，都帮助了这位达叔定调了自己在「疫」流下的路向，和见证了他有着让「丧事变喜事、白事变红事」的能耐。

在和线上现场参加者交换分享故事的过程中，大家更和Dr. 陈一起构连出「专注」、「睇通」和「转型」的信念，Dr. 陈更骄傲的为自己再建构了「大专界补习天王」及「魔鬼教练」的身分；而在这构连再建构的过程中，喜见Dr. 陈和他的团队成员，不单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更提升了他们之间的沟通开放程度，也许这正暗合了叙事练习中《局外见证人练习》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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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