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任職社工的歲月裡，心中泛起的問題比起我為人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90年代初，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取得社會工作學位後任職學校社工。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我逐漸傾向遠離 “社工”這標籤，企圖重整職業身份。主因之一，是我在任職社工的歲月裡，心中泛起的問題比起我為人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對社工行業心存疑慮（詳見網誌文章 「從沉迷神學到慎防意識形態」，此處不贅）。無論從歷史教訓或是親身經歷，我均體會到身份意識可以如何帶來個人問題、孕育組群衝突及社會偏見。我懷疑自己那些價值觀、宗教觀念及那處理問題的社工身分，是悄悄地建構了青少年人的問題，甚至增加了他們的苦難。我甚至認為，某些案主本身不是問題，而是社工的專業論述將案主變成弱者，將自己變成英雄。反反覆覆，我向自己的傳統社會工作手法投不信任票。1997年，我辭去社工職位，移交主權，回歸自己。難堪的是。因收入微薄，要從事多份兼職，成為千禧年前的 slasher 兼劏房戶。我更不慎報讀了研究生課程，同時又不小心遇上民眾劇場工作者莫昭如，結果“無心向學”。這有兩層意義：其一是他啟發了我與年輕人一起創作一齣有關逃學的劇作 (葉永芝 & 鍾慧娟, 1999)；其二是我對內容空泛的香港社工學科進一步質疑，繼而無心在此領域向學，選擇放眼更遼闊的人文社科領域。 民眾劇場/受壓者劇場鼓勵民眾表達自己所感所想，有助打破意識形態制肘。如此，我開始從事以真實故事為本的劇場工作，包括巡迴學校及多次街頭演出。

資源造就創意，但創意也讓我看見資源

踏入千禧年，意外當上中學教師，大開眼界，認識到資源分配原來可以如此闊綽。服務弱勢社群的社福機構與訓練尖子的傳統名校，環境設施天淵之別。學校有近乎用不盡的機會與資源，給我嘗試各類最新科技及方法， 讓我有機會嘗試除劇場以外更多的故事媒介，包括攝影、錄像、多媒體、互聯網等等。我也是在這階段取得戲劇研究深造文憑、哲學碩士等資歷，更停薪留職往英國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開展哲學博士課程。2006年，轉戰教育科技，風騷快活，如魚得水。2008年完成博士論文，參與師訓及中學通識課程發展，自以為成功轉型 (陳智達, 2009, 2010)。

不是考量選擇哪條路容易成功上位，而該問問自己甘願為哪條路受折騰

本以為可以這樣“行騙”下去，但事與願違。學術界生態愈來愈殘酷。博士學位的價值根本連入場卷也不如，充其量是換入場卷的那張掛號籌。要在學術界繼續糊口，極難。所有大學不斷減少教學職位比例，而重點開設的學術職位 (助理教授級或以上) 又每年搬龍門，入職門欄極高。返回前線？問題是，那個界別的前線呢？我完全無條件及興趣教中學、懂得善用科技但不懂研發科技、學理上紮根社工但又與社工界脫節多年。再者，十年來飾演中學教師入木三分，主流社工界已認不出陳智達是從事“社會工作”，情況十分尷尬。何況，一把年紀，哪有魄力與各方新秀拼逐？到頭來，只有學術路較為可行。

想通了，遊戲規則也清楚了，要盡量出產學術期刊論文才能換領大學教席入場卷。有緣得到部份前輩指點開路，但驚訝發現，自己在課程評核、有效學習、教育政策等領域竟嘔不出半隻字。反之，處理介入方法、身份建構、社會改革等題目則得心應手。思緒，夾著淚水，如潮湧。

我可接受“跑數”是打工仔本分。然而，如果快要退休或往生那刻，還只是在跑人家想跑的數，實在可悲。我在想，無論結果如何，如能用自己最稱心自信的一面走着瞧，已是福氣。好些事情，碰得一鼻子灰，極速放棄，頭也不回。另一些事情， 就算碰灰碰釘，也會拼命前行。回頭望望，自己是怎樣一路走來，又該怎樣走下去？或許，不是考量選擇哪條路容易成功上位，而該問問自己甘願為哪條路受折騰。

決意用盡辦法，回到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社工界。2010年開始，我在不同的社工課程擔任實習督導、導師、講師。2015年，僥倖受聘為理大助理教授，往後幾年又再僥倖獲得數個得體的研究資助，更建立了真人圖書網 (張蕭, 2019; 明報, 2019; 黃桂桂, 2019)。峰迴路轉，算是順利跟社工界重新接軌。

 回望自己的反叛、失準、偶然出色又或意外塗鴉，遠看竟是一幅叫我屏住呼吸的立體彩繪。這一切都得遠看 ---- 時空的遠、心態的遠

原來自己的實踐/研究漸漸譜出了一個主旋律 -- 身份、故事、媒介科技。我認為身份意識的本質是故事，故事受媒介左右，現代媒介與科技互融互扣。這框架為我開啟無窮意念，變奏出不同篇章。關鍵節點如下：

(1) 身份表述總是受媒介與制度環境影響 (Chitat Chan, 2003; Chitat  Chan, 2004; Chitat Chan, 2006, 2010; Chitat Chan & Ting, 2012; Chitat Chan, Wang, & Wong, 2011; Shek & Chan, 2011)。 

(2) 敘事治療可以提供一個理論框架，梳理一系列故事/敘事為本的介入方略 (Chitat Chan, 2012; Chitat Chan, Ngai, & Wong, 2012)。

(3) 社交媒體社群結構可以影響身份表述及社會關係 (Chitat Chan, 2013, 2018a)。

(4) 科技使用存在問題 (Cheung, Chan, Lui, Tsui, & Chan, 2018)，但我們可以盡量發揮優勢及減少負面影響。

(5) 互聯網有助需求評估與檢討 (Chitat Chan, Fung, Choi, & Ross, 2017;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6a; Fung & Chan, 2019; Fung, Choi, Chan, & Ross, 2018)

(6) 社交媒體環境中有獨特的溝通技巧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7; Chitat Chan & Ngai, 2018)

(7) 數碼媒體說故事可以用作介入方案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9; Chitat Chan et al., 2012; Chitat Chan & Yau, in press).

(8) 資訊通訊科技幾乎有助所有社會工作流程步驟，並且已有初步證據顯示其有效性 (Berzin, Singer, & Chan, 2015; Chitat Chan, 2016, 2018b;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6b; Chitat Chan & Holosko, 2018; Goldkind & Chan, 2017)。

(9) 在2019年，我啟動了真人圖書網 (humans.asia)，這個項目的靈感源自過去多年教訓，運用真實故事來促進社會聯繫與共融。

上述論點均扣連著我的實務工作與論文。誠然，這組論文水平不一，有些刊在較優質的期刊，有些刊在被認為較“屎”的期刊。然而，我對每一次出版也珍而重之。履歷表帶點真摯的腥臭味，更自然，更能展現成長印記。我為這些文字記錄感自豪，因為他們連貫、接地氣、非穿鑿附會。回望自己的反叛、失準、偶然出色又或意外塗鴉，遠看竟是一幅叫我屏住呼吸的立體彩繪。這一切都得遠看 ---- 時空的遠、心態的遠。

回想這一切，好事多磨，得失非一時可論。繼續走着瞧。

+ + + 2020年2月21日 真人茶座訪談記錄 + + +

從「『疫』流達叔」到「魔鬼教練」

在疫症橫流的今天，香港人免不了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作為一個父親、一個導師、一個project leader，陳智達博士又在經歷著一個怎樣的人生故事？

Dr. 陳在對談開始時，笑稱自己是「『疫』流達叔」，和許多工作人士一樣，他的研究工作因為「疫」流之下，也不得不暫緩、推遲甚至停頓下來，無論團隊氣氛、進展速度、隊員溝通都消沉不振；在細細描述每件不如意事件時，他驀然醒悟到，其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的，他漸漸察覺到，其實最近團隊成員也會有積極了、開心了的情況出現，他更留意到自己原來每每在去到絕處時，有些「轉變」、「啟悟」、「新天地」就會自然出現；就著這些發現，他更回想到自己啟動一個重大project時的困境、女兒學行/學習踏單車/默書/學溜冰時的努力、在事業低潮時的掙扎，這些歷練，都幫助了這位達叔定調了自己在「疫」流下的路向，和見證了他有着讓「喪事變喜事、白事變紅事」的能耐。

在和線上現場參加者交換分享故事的過程中，大家更和Dr. 陳一起構連出「專注」、「睇通」和「轉型」的信念，Dr. 陳更驕傲的為自己再建構了「大專界補習天王」及「魔鬼教練」的身分；而在這構連再建構的過程中，喜見Dr. 陳和他的團隊成員，不單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更提升了他們之間的溝通開放程度，也許這正暗合了敘事練習中《局外見證人練習》的精髓所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撰文：陳智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