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笔名）一直认定自己亲手杀死丈夫，据她在自传中所写：「他按着我的吩咐做一些动作，包括饮大量水，到浴室（我忘了叫他到浴室的原因）。最后，我在浴室把他浸死。我看见他的灵魂从躯体飘走，我大声恳求他不要走⋯⋯」安的第一位主诊医生谭咏康也在安的自传中如此写道：「应该是1992年尾，或者是1993年初。那天，安把自己最深爱的人杀了，亦严重地自残了身体。」

不过，据安在自传中所写，死因庭最后却裁定其丈夫死于自然，而安当年也没被律政司起诉。记者尝试接触主诊医生谭咏康，但他拒谈当年事。

剩下文字陪伴

当年发生的事，大概是安一生中最痛最不愿意回想的画面；亦因当时实在神智不清，无法清晰梳理。安和记者第一次见面时，她没有说出口，只是著记者回去看她写的自传。她喜欢写作，5年前她用了3个月时间撰写自传《心往何处安》，自资2.5万元出版，派发予不同医生、医院及学校。自传内容不止包括「弑夫」事件，更包括病发的远因如童年成长阴影、事发后在青山的日子、治疗漫长路上的药物副作用、出院廿年来的人际关系等。

「近年我记性愈来愈差，想趁自己还记得，赶紧留下纪录。」她一边写自传、一边流泪，却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亡夫。

那么渴望分享到底是为什么？书中其中一章叫「我们只是有病，不是有罪」，讲到：「看看娱乐新闻，有没有人同情蓝洁瑛和洪朝丰？人们只会拿着报纸杂志来耻笑他们，那会有一点同情心和怜悯心？」她写出自身有血有肉的经历，不只为自己疗伤，「回望半生，我自问还是感受到很多爱的。我问自己，有甚么可回馈社会，我的血医院不会要，又不能工作，那只能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能让社会消除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我写出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希望让人了解，精神病患者曾经或正在面对的折磨。」

我写出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希望让人了解，精神病患者曾经或正在面对的折磨。

我们之间的爱情是永恒的

头几回见面，记者问安：「你寂寞吗？」

「不，我很忙的。」

「你介意住回案发单位吗？」

「不介意，无必要煞有介事，难道你觉得重要吗？」声线却不自觉地提高。

丈夫出事已是24年前，安在青山医院住过几年，约20年前出院。青山出院时，安才30岁出头，这些年她从没有再婚想法、也未曾再交过有亲密关系的异性朋友。「当年我和丈夫聊天时说过，无论是谁先逝去，我们都会终生不嫁或不娶。我到现在还是很相信我们之间的爱情，这些年来我不觉得自己是单身。」她再次强调，当年「送走」丈夫非她所愿，她只是无法控制自己。

事隔一星期再见，她进一步吐露心声说：廿多年没「拍拖」，的确有点闷了。但她仍强调这不是「寂寞」，只是「贪玩」，想有个人陪伴。「我这个年纪若找另一半，哪有人肯只拍拖不结婚的？但我偏偏就是不想再婚。」

患病远因为童年暗影　近因为参加自信心提升课程？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

安小时候曾受父亲暴力对待，被送进儿童院长大，童年过得不太愉快，所以习惯了封闭自己，「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青年求学时期她患过抑郁，当时已有向精神科求诊；但遇到丈夫后因生活愉快，本已康复，没有再食药。岂料婚后参加一个坊间的「自信心提升」课程，「各参加者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说出来，然后用一些象征式的活动去把情感释放」。也许课程对某些人有帮助，但对安而言，她忆述参与课程后自己的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她不知为何开始觉得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觉得自己似乎有超能力，可以阅读人心，「精神病的大门被打开了」。而于完成课程的数天后，便发生了她记忆中的「弑夫」事件。

事发后，安被送进青山医院，一开始被关在高度设防的「法医病房」（forensic ward）（俗称J房或K房，专收涉严重刑事案件的女病人）里面，渡过了一段混混噩噩、不知时日流逝的日子。「事后家人告诉我才知道，我在青山应该住了差不多3年。」她经治疗后转往其他病房、慢慢获批休假、数年后获准有条件出院。

康复之路：接受失去工作能力

1990年代末，安获准有条件出院，重投社会，但须准时吃药覆诊、定期与社工见面。刚出院时，安做过几份合约文员的工作。「我每次见工都能获聘，但到真正工作时，很多『手板眼见』功夫，我就是学极也学不会，如用影印机。」如是者，她每份工作都做不长。

约2000年，某次覆诊时医生判断她失去工作能力。这是她必须学懂的课堂，接受自己不能再工作，每月靠伤残津贴及积蓄过活。幸好她还懂打字，甚至自传也是她亲自打字写成，「但我最近又不太记得怎样打字了。」

不能工作，日子她也必须要填满。于是她开始找各式各样的课程来读，如英文、电脑、插花等，最近刚读毕一个电影电视制作证书。「其实我完全不懂剪片，但同学们好好人帮我剪埋，我只是在一旁煲剧就是了，哈哈。」

安到现在也没有工作，每晨跟宿舍舍友到附近公园跑步或游泳做运动，另外就是报读课程、探望妈妈、行街扮靓、手制皮革制品。

20年来的药物与自律

近年覆诊，医生建议她入住社福机构中途宿舍，以便在宿舍职员辅助下准时食药、建立人际关系、重投社会。「每月租金才不到1000元，还包早晚两餐，很划算。午餐吃个面包就是。」但短期宿舍最多通常只能住2年，安即将要搬出，「还未知道会搬去哪，到真的要走时才算吧。」

该宿舍只有36位女宿友，6个人一间房，各人轮流负责做一些舍务如煮饭、清洁等，另外间中有一些必须出席的医生讲座。宿监更负责保管她们的药物，确保她们每天分别在早上8时及晚上8时吃2次药。「我们的睡房每日早上9时许及下午1时许会锁门2次，确保我们不会赖在床上、无所事事睡一整天。」

我是一个很乖的病人，从没有断药，定时覆诊。

「我是一个很乖的病人，从没有断药，定时覆诊。」住进青山医院后安被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头10年间歇有病发，送入急症室在医院过夜一、两晚又出院，幸好近10年也没有再病发。安指，早年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较严重，不时会出现流口水、反白眼等「丑态」，令部分病人不愿持续吃药，以致病情恶化。近年医学进步，副作用已大大减少，但她仍有平衡感不好、行路容易不稳等问题。另外，她间中有幻觉，但不知是否药物副作用；而幻觉亦没有影响其情绪，医生著安不用理会，她就决定一笑置之，与幻觉同行。

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干事杨彦琳说，精神病患者需要一辈子持续食药，不能中断，否则很容易再病发。正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病一样，也是需要长期吃药以控制病情，但不表示病人不能正常生活。有准时食药覆诊的精神病患者，其实与普通人无异。

除了写书，安最近更成为「真人图书馆」义工，成为其中一本真人图书，与人分享自身经历。某晨她要跟一群社工系学生分享，前一天晚上，她紧张得半夜醒来，其后为怕「唔知醒」，竟索性彻底不眠，拖住疲倦的身躯去分享。她在康复路上，经常推动自己要面对和分享，努力加入人群；但大概因为她的自我保护机制又启动了吧，近年与她有亲密交集的人，终究只有妈妈。

她努力与人分享康复经历，纵使愈重提事件，回忆及痛苦就愈鲜活；她不舍得忘记过去，好像忘记过去等于忘掉亡夫。她说其实是希望透过分享「积福」，他日与挚爱能于异世界重聚。

镜子说

安今年52岁，开始长出白发了，爱美的她不太高兴：「我会把头发染回黑色的，看上去年轻精神多了。」安有时照镜，心里会对自己说些鼓励的说话。她笑说自己自大、但很快说服自己其实是自信的表现，「我要鼓励自己，迎接新的一天吧」。

记者曾以保护其私隐为由，建议她拍照时毋须拍摄正面；但安自觉讲得出及做得出不怕认，反建议记者应拍摄清楚她的容貌。她不时说「我觉得自己都几靓丫」、「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和勇敢」，她喜欢照镜欣赏自己，也许也是她的自愈方法。

陆伟雄大律师说，律政司会否向某人起诉谋杀或误杀，从来只视乎证据。如果证据充足、或疑凶非属合法杀人（如自卫或公职人员执行职务），不论疑凶有没有精神病病历纪录，律政司均会作出起诉。安当年之所以未获律政司起诉，可能纯粹因证据不足或属合法杀人，与她有否精神病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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