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筆名）一直認定自己親手殺死丈夫，據她在自傳中所寫：「他按着我的吩咐做一些動作，包括飲大量水，到浴室（我忘了叫他到浴室的原因）。最後，我在浴室把他浸死。我看見他的靈魂從軀體飄走，我大聲懇求他不要走⋯⋯」安的第一位主診醫生譚詠康也在安的自傳中如此寫道：「應該是1992年尾，或者是1993年初。那天，安把自己最深愛的人殺了，亦嚴重地自殘了身體。」

不過，據安在自傳中所寫，死因庭最後卻裁定其丈夫死於自然，而安當年也沒被律政司起訴。記者嘗試接觸主診醫生譚詠康，但他拒談當年事。

剩下文字陪伴

當年發生的事，大概是安一生中最痛最不願意回想的畫面；亦因當時實在神智不清，無法清晰梳理。安和記者第一次見面時，她沒有說出口，只是著記者回去看她寫的自傳。她喜歡寫作，5年前她用了3個月時間撰寫自傳《心往何處安》，自資2.5萬元出版，派發予不同醫生、醫院及學校。自傳內容不止包括「弒夫」事件，更包括病發的遠因如童年成長陰影、事發後在青山的日子、治療漫長路上的藥物副作用、出院廿年來的人際關係等。

「近年我記性愈來愈差，想趁自己還記得，趕緊留下紀錄。」她一邊寫自傳、一邊流淚，卻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亡夫。

那麼渴望分享到底是為什麼？書中其中一章叫「我們只是有病，不是有罪」，講到：「看看娛樂新聞，有沒有人同情藍潔瑛和洪朝豐？人們只會拿着報紙雜誌來恥笑他們，那會有一點同情心和憐憫心？」她寫出自身有血有肉的經歷，不只為自己療傷，「回望半生，我自問還是感受到很多愛的。我問自己，有甚麼可回饋社會，我的血醫院不會要，又不能工作，那只能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能讓社會消除對精神病患者的偏見。我寫出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希望讓人了解，精神病患者曾經或正在面對的折磨。」

我寫出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希望讓人了解，精神病患者曾經或正在面對的折磨。

我們之間的愛情是永恆的

頭幾回見面，記者問安：「你寂寞嗎？」

「不，我很忙的。」

「你介意住回案發單位嗎？」

「不介意，無必要煞有介事，難道你覺得重要嗎？」聲線卻不自覺地提高。

丈夫出事已是24年前，安在青山醫院住過幾年，約20年前出院。青山出院時，安才30歲出頭，這些年她從沒有再婚想法、也未曾再交過有親密關係的異性朋友。「當年我和丈夫聊天時說過，無論是誰先逝去，我們都會終生不嫁或不娶。我到現在還是很相信我們之間的愛情，這些年來我不覺得自己是單身。」她再次強調，當年「送走」丈夫非她所願，她只是無法控制自己。

事隔一星期再見，她進一步吐露心聲說：廿多年沒「拍拖」，的確有點悶了。但她仍強調這不是「寂寞」，只是「貪玩」，想有個人陪伴。「我這個年紀若找另一半，哪有人肯只拍拖不結婚的？但我偏偏就是不想再婚。」

患病遠因為童年暗影　近因為參加自信心提升課程？

這是一種潛意識的自我保護機制。

安小時候曾受父親暴力對待，被送進兒童院長大，童年過得不太愉快，所以習慣了封閉自己，「這是一種潛意識的自我保護機制。」青年求學時期她患過抑鬱，當時已有向精神科求診；但遇到丈夫後因生活愉快，本已康復，沒有再食藥。豈料婚後參加一個坊間的「自信心提升」課程，「各參加者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內心深處的秘密說出來，然後用一些象徵式的活動去把情感釋放」。也許課程對某些人有幫助，但對安而言，她憶述參與課程後自己的精神狀態變得不穩定－－她不知為何開始覺得有高人一等的感覺，覺得自己似乎有超能力，可以閱讀人心，「精神病的大門被打開了」。而於完成課程的數天後，便發生了她記憶中的「弒夫」事件。

事發後，安被送進青山醫院，一開始被關在高度設防的「法醫病房」（forensic ward）（俗稱J房或K房，專收涉嚴重刑事案件的女病人）裏面，渡過了一段混混噩噩、不知時日流逝的日子。「事後家人告訴我才知道，我在青山應該住了差不多3年。」她經治療後轉往其他病房、慢慢獲批休假、數年後獲准有條件出院。

康復之路：接受失去工作能力

1990年代末，安獲准有條件出院，重投社會，但須準時吃藥覆診、定期與社工見面。剛出院時，安做過幾份合約文員的工作。「我每次見工都能獲聘，但到真正工作時，很多『手板眼見』功夫，我就是學極也學不會，如用影印機。」如是者，她每份工作都做不長。

約2000年，某次覆診時醫生判斷她失去工作能力。這是她必須學懂的課堂，接受自己不能再工作，每月靠傷殘津貼及積蓄過活。幸好她還懂打字，甚至自傳也是她親自打字寫成，「但我最近又不太記得怎樣打字了。」

不能工作，日子她也必須要填滿。於是她開始找各式各樣的課程來讀，如英文、電腦、插花等，最近剛讀畢一個電影電視製作證書。「其實我完全不懂剪片，但同學們好好人幫我剪埋，我只是在一旁煲劇就是了，哈哈。」

安到現在也沒有工作，每晨跟宿舍舍友到附近公園跑步或游泳做運動，另外就是報讀課程、探望媽媽、行街扮靚、手製皮革製品。

20年來的藥物與自律

近年覆診，醫生建議她入住社福機構中途宿舍，以便在宿舍職員輔助下準時食藥、建立人際關係、重投社會。「每月租金才不到1000元，還包早晚兩餐，很划算。午餐吃個麵包就是。」但短期宿舍最多通常只能住2年，安即將要搬出，「還未知道會搬去哪，到真的要走時才算吧。」

該宿舍只有36位女宿友，6個人一間房，各人輪流負責做一些舍務如煮飯、清潔等，另外間中有一些必須出席的醫生講座。宿監更負責保管她們的藥物，確保她們每天分別在早上8時及晚上8時吃2次藥。「我們的睡房每日早上9時許及下午1時許會鎖門2次，確保我們不會賴在床上、無所事事睡一整天。」

我是一個很乖的病人，從沒有斷藥，定時覆診。

「我是一個很乖的病人，從沒有斷藥，定時覆診。」住進青山醫院後安被判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後頭10年間歇有病發，送入急症室在醫院過夜一、兩晚又出院，幸好近10年也沒有再病發。安指，早年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較嚴重，不時會出現流口水、反白眼等「醜態」，令部分病人不願持續吃藥，以致病情惡化。近年醫學進步，副作用已大大減少，但她仍有平衡感不好、行路容易不穩等問題。另外，她間中有幻覺，但不知是否藥物副作用；而幻覺亦沒有影響其情緒，醫生著安不用理會，她就決定一笑置之，與幻覺同行。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幹事楊彥琳說，精神病患者需要一輩子持續食藥，不能中斷，否則很容易再病發。正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一樣，也是需要長期吃藥以控制病情，但不表示病人不能正常生活。有準時食藥覆診的精神病患者，其實與普通人無異。

除了寫書，安最近更成為「真人圖書館」義工，成為其中一本真人圖書，與人分享自身經歷。某晨她要跟一群社工系學生分享，前一天晚上，她緊張得半夜醒來，其後為怕「唔知醒」，竟索性徹底不眠，拖住疲倦的身軀去分享。她在康復路上，經常推動自己要面對和分享，努力加入人群；但大概因為她的自我保護機制又啟動了吧，近年與她有親密交集的人，終究只有媽媽。

她努力與人分享康復經歷，縱使愈重提事件，回憶及痛苦就愈鮮活；她不捨得忘記過去，好像忘記過去等於忘掉亡夫。她說其實是希望透過分享「積福」，他日與摯愛能於異世界重聚。

鏡子說

安今年52歲，開始長出白髮了，愛美的她不太高興：「我會把頭髮染回黑色的，看上去年輕精神多了。」安有時照鏡，心裡會對自己說些鼓勵的說話。她笑說自己自大、但很快說服自己其實是自信的表現，「我要鼓勵自己，迎接新的一天吧」。

記者曾以保護其私隱為由，建議她拍照時毋須拍攝正面；但安自覺講得出及做得出不怕認，反建議記者應拍攝清楚她的容貌。她不時說「我覺得自己都幾靚丫」、「我覺得自己很堅強和勇敢」，她喜歡照鏡欣賞自己，也許也是她的自癒方法。

陸偉雄大律師說，律政司會否向某人起訴謀殺或誤殺，從來只視乎證據。如果證據充足、或疑兇非屬合法殺人（如自衛或公職人員執行職務），不論疑兇有沒有精神病病歷紀錄，律政司均會作出起訴。安當年之所以未獲律政司起訴，可能純粹因證據不足或屬合法殺人，與她有否精神病沒有關係。

本文獲《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