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特意来到这个清洁工倒楼的屋邨找她，找到了，她却不太愿意说起当年的事。他们在垃圾房看见一张告示，告诉清洁工不要用脚踢垃圾，不然会有危险。徐说：「我颇肯定那张纸是事发后才张贴的，好像贴了纸，己经叫你不要这样做了，责任就不在公司。」

他们因参展而认识的兴姐，今年64岁，身形瘦小，笑容满面，负责清理自己所住屋邨19楼至35楼的垃圾。她通常五时起床，六时开始工作，十一时休息，下午两三时先倒一次垃圾，晚上六时再工作，十时许回家，洗澡后，十一时睡觉，常常三四个月都没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劳工假与7日年假。她最怕过年，垃圾非常多，每层最少两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诉。而最开心是可以边听收音机边工作，时间快点过，放假便到大陆浸温泉轻松两天。她一边说自己的工作是「手板眼见功夫」，一边弯腰捡起地上的烟头和纸巾，「我如果懒懒哋看见不捡起，可能别人会投诉。」

兴姐常常三四个月都没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劳工假与7日年假。她最怕过年，垃圾非常多，每层最少两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诉。

兴姐一家人在顺德务农，她高中毕业后，初做农业科技工作，农田后来被医院征收，医院聘她做杂工。她的丈夫在中港两地工作，她与两个女儿本来想在内地生活，后来丈夫中风，她便申请来港照顾丈夫。最初领取综援，丈夫过身后，她便开始在所住的大厦当清洁工，方便照顾家人。「因为家庭很重要，我希望不要距离太远，可以煲汤煮饭给她们吃。」清洁工作，一做11年，她的手臂练就了形状奇怪的「老鼠仔」——其实是因为天天推着沉重的垃圾车，长期劳损，肌肉断了，无得医。她最初痛得晚晚难以入睡，现在习惯了，不觉痛。「不要怨什么，都是怨自己的命，命里注定的，浑浑噩噩便十年，对不对？」

兴姐初入行时，是做倒楼替工，几乎倒过邨内所有楼宇的垃圾，只有一幢楼，她不肯去倒。「那里很阴森，转来转去才走到垃圾房，又近山坡，入去倒垃圾，怕突然有人捂住你的嘴巴。」这幢楼，是陈太工作的地方。

这幢楼，楼高18层，每层40多户，住户习惯把垃圾放在门外，陈太便逐家逐户弯腰拾起垃圾，放进垃圾箩里，垃圾箩下的车轮是她自行添加的，不然垃圾实在太重，她推不动。她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丈夫下班后来帮她，也帮了十多年。她在早上七时倒垃圾，晚上七时再倒一次，洗过衣服，在垃圾站晾起，约十一时下班，而年三十晚就要清理至凌晨两三时。全年只有年初一早上放假，晚上，她如常倒楼。

其实这段片很简单，就是记录了陈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会到哪里，其实这是一个你愿意去看，你在生活就会看到的日常情景。

陈巧真对陈太那幢楼的感受特别深，原来香港仍有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而陈太甚至无法独力完成工作，丈夫前来帮忙，但两个人工作只有一份薪金。他们为陈太拍摄了纪录片《叫我陈太》。陈巧真说：「其实这段片很简单，就是记录了陈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会到哪里，其实这是一个你愿意去看，你在生活就会看到的日常情景。」「其实我也不知道帮我倒楼的清洁工叫什么名字，就好像那个人每天在你身边，你天天要用他，但完全忽视这个人，甚至没有意图去了解你的垃圾是怎样被清理的。」

陈巧真记得一次拍陈太，他们走进升降机里，一个住户走进来说：「阿姐你真是伟大，这么下贱的工作你也肯做，无人肯做的，我也不肯做，真受不了垃圾这么臭。」然后掩着鼻笑笑口离开升降机。陈只觉得，那么臭的垃圾，正是每家每户制造出来的，而清洁工辛劳工作，却要承受不合理的待遇。徐智彦说：「陈太倒楼的地方没有洗手间，所以她倒垃圾前很少喝水，自己带着一个水瓶，小便要自己想方法解决。他们又全年无休，虽然有劳工假，但没有替工就要你去工作，因为你不做，第二天垃圾更多，你就更辛苦。而公司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装备给他们，工具烂了不肯换，所以他们会自制一些工具，如垃圾铲，如在垃圾箩加车轮，我觉得很不合理，怎会有一份工作要员工自制工具？」

徐智彦留意到陈太丈夫有一句口头禅：「佢理得你死啊！」每次他问陈生，公司有没有提供这样那样的装备，陈生就答：佢理得你死啊。「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会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议价的余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环境。客观上，我们觉得他们被欺负，而他们却觉得自己过得几好，至少可以生活。」徐智彦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这些「厌恶性工作」，不是获得更高薪酬，反而是被连人带工作一起厌恶，「好像做这工作的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不用理会他们感受、不用理会他们是否安全，但每个人选择做清洁工，都有自己的故事。」

因为每个清洁工都是独特的人，所以他们的影片叫《叫我陈太》。陈太倒楼十几年，人人都叫她做阿姐，但阿姐可以是任何人，而陈太，是他们眼前这个人。陈巧真问：「怎样称呼你？」「叫我陈太。」

我不会说，拍片后我就完全站在清洁工的立场与角度，或搞倡议、搞工运，绝对不是这样。

陈巧真说，拍摄后，他们其实不会变成很关注清洁工权益的人。「我们只是把自己看见的呈现给大家看，拍片对我来说，是把身边令我有感受的东西拍下来。我不会说，拍片后我就完全站在清洁工的立场与角度，或搞倡议、搞工运，绝对不是这样。我想，要真正明白清洁工，只有亲自长期做那件事，每天弯腰几百次捡垃圾，或好像—我在另一幢大厦看见一个男清洁工因为垃圾塞槽，我跟着他到二楼将垃圾槽的垃圾逐一用铁钩勾出来，勾了一个多小时，整个垃圾房都是垃圾，然后又再清理，很辛苦。所以我拍摄纪录片，其实无法理解当中的辛酸以及肌肉劳损的程度。」

十时许，一天的倒楼工作结束，陈太在垃圾房洗好衣服，晾好衣服，边走回家，边问导演：「其实你们拍我有用吗？又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想看人倒垃圾，做倒垃圾是很下贱的。」

本文获《香港01》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