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特意來到這個清潔工倒樓的屋邨找她，找到了，她卻不太願意說起當年的事。他們在垃圾房看見一張告示，告訴清潔工不要用腳踢垃圾，不然會有危險。徐說：「我頗肯定那張紙是事發後才張貼的，好像貼了紙，己經叫你不要這樣做了，責任就不在公司。」

他們因參展而認識的興姐，今年64歲，身形瘦小，笑容滿面，負責清理自己所住屋邨19樓至35樓的垃圾。她通常五時起床，六時開始工作，十一時休息，下午兩三時先倒一次垃圾，晚上六時再工作，十時許回家，洗澡後，十一時睡覺，常常三四個月都沒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勞工假與7日年假。她最怕過年，垃圾非常多，每層最少兩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訴。而最開心是可以邊聽收音機邊工作，時間快點過，放假便到大陸浸溫泉輕鬆兩天。她一邊說自己的工作是「手板眼見功夫」，一邊彎腰撿起地上的煙頭和紙巾，「我如果懶懶哋看見不撿起，可能別人會投訴。」

興姐常常三四個月都沒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勞工假與7日年假。她最怕過年，垃圾非常多，每層最少兩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訴。

興姐一家人在順德務農，她高中畢業後，初做農業科技工作，農田後來被醫院徵收，醫院聘她做雜工。她的丈夫在中港兩地工作，她與兩個女兒本來想在內地生活，後來丈夫中風，她便申請來港照顧丈夫。最初領取綜援，丈夫過身後，她便開始在所住的大廈當清潔工，方便照顧家人。「因為家庭很重要，我希望不要距離太遠，可以煲湯煮飯給她們吃。」清潔工作，一做11年，她的手臂練就了形狀奇怪的「老鼠仔」——其實是因為天天推着沉重的垃圾車，長期勞損，肌肉斷了，無得醫。她最初痛得晚晚難以入睡，現在習慣了，不覺痛。「不要怨什麼，都是怨自己的命，命裏注定的，渾渾噩噩便十年，對不對？」

興姐初入行時，是做倒樓替工，幾乎倒過邨內所有樓宇的垃圾，只有一幢樓，她不肯去倒。「那裏很陰森，轉來轉去才走到垃圾房，又近山坡，入去倒垃圾，怕突然有人捂住你的嘴巴。」這幢樓，是陳太工作的地方。

這幢樓，樓高18層，每層40多戶，住戶習慣把垃圾放在門外，陳太便逐家逐戶彎腰拾起垃圾，放進垃圾籮裏，垃圾籮下的車輪是她自行添加的，不然垃圾實在太重，她推不動。她在這裏工作了十多年，丈夫下班後來幫她，也幫了十多年。她在早上七時倒垃圾，晚上七時再倒一次，洗過衣服，在垃圾站晾起，約十一時下班，而年三十晚就要清理至凌晨兩三時。全年只有年初一早上放假，晚上，她如常倒樓。

其實這段片很簡單，就是記錄了陳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會到哪裏，其實這是一個你願意去看，你在生活就會看到的日常情景。

陳巧真對陳太那幢樓的感受特別深，原來香港仍有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而陳太甚至無法獨力完成工作，丈夫前來幫忙，但兩個人工作只有一份薪金。他們為陳太拍攝了紀錄片《叫我陳太》。陳巧真說：「其實這段片很簡單，就是記錄了陳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會到哪裏，其實這是一個你願意去看，你在生活就會看到的日常情景。」「其實我也不知道幫我倒樓的清潔工叫什麼名字，就好像那個人每天在你身邊，你天天要用他，但完全忽視這個人，甚至沒有意圖去了解你的垃圾是怎樣被清理的。」

陳巧真記得一次拍陳太，他們走進升降機裏，一個住戶走進來說：「阿姐你真是偉大，這麼下賤的工作你也肯做，無人肯做的，我也不肯做，真受不了垃圾這麼臭。」然後掩着鼻笑笑口離開升降機。陳只覺得，那麼臭的垃圾，正是每家每戶製造出來的，而清潔工辛勞工作，卻要承受不合理的待遇。徐智彥說：「陳太倒樓的地方沒有洗手間，所以她倒垃圾前很少喝水，自己帶着一個水瓶，小便要自己想方法解決。他們又全年無休，雖然有勞工假，但沒有替工就要你去工作，因為你不做，第二天垃圾更多，你就更辛苦。而公司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裝備給他們，工具爛了不肯換，所以他們會自製一些工具，如垃圾鏟，如在垃圾籮加車輪，我覺得很不合理，怎會有一份工作要員工自製工具？」

徐智彥留意到陳太丈夫有一句口頭禪：「佢理得你死啊！」每次他問陳生，公司有沒有提供這樣那樣的裝備，陳生就答：佢理得你死啊。「他們總是覺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會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覺得自己沒有議價的餘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環境。客觀上，我們覺得他們被欺負，而他們卻覺得自己過得幾好，至少可以生活。」徐智彥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願意做這些「厭惡性工作」，不是獲得更高薪酬，反而是被連人帶工作一起厭惡，「好像做這工作的人都是有問題的，所以不用理會他們感受、不用理會他們是否安全，但每個人選擇做清潔工，都有自己的故事。」

因為每個清潔工都是獨特的人，所以他們的影片叫《叫我陳太》。陳太倒樓十幾年，人人都叫她做阿姐，但阿姐可以是任何人，而陳太，是他們眼前這個人。陳巧真問：「怎樣稱呼你？」「叫我陳太。」

我不會說，拍片後我就完全站在清潔工的立場與角度，或搞倡議、搞工運，絕對不是這樣。

陳巧真說，拍攝後，他們其實不會變成很關注清潔工權益的人。「我們只是把自己看見的呈現給大家看，拍片對我來說，是把身邊令我有感受的東西拍下來。我不會說，拍片後我就完全站在清潔工的立場與角度，或搞倡議、搞工運，絕對不是這樣。我想，要真正明白清潔工，只有親自長期做那件事，每天彎腰幾百次撿垃圾，或好像—我在另一幢大廈看見一個男清潔工因為垃圾塞槽，我跟着他到二樓將垃圾槽的垃圾逐一用鐵鈎勾出來，勾了一個多小時，整個垃圾房都是垃圾，然後又再清理，很辛苦。所以我拍攝紀錄片，其實無法理解當中的辛酸以及肌肉勞損的程度。」

十時許，一天的倒樓工作結束，陳太在垃圾房洗好衣服，晾好衣服，邊走回家，邊問導演：「其實你們拍我有用嗎？又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會想看人倒垃圾，做倒垃圾是很下賤的。」

本文獲《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