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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攝影記者到創辦自己的製作公司（production house），程詩詠(Brian)過著不一樣的創作人生。

Brian第一份工作是在《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任攝記，Brian形容那裏像聯合國，有不同族裔的同事，而且從娛樂版到體育版的相片，一手包辦。之後再輾轉到過不同媒體，在太陽報任體育版攝記，奠定了Brain日後發展的其中一個方向：拍攝體育照片。說到照片，Brian娓娓道來：在轉角屋頂守候一整天終於等到一級方程式賽事賽車經過的一刻，還有最近期的運動員work from home相展；早期的有董建華跌倒的一剎，九七年前後警方拆除懷疑爆炸品的瞬間。這些珍貴的新聞照片，見證著Brian的努力和對相片的熱情。

創作就是從無聊開始。

要建立自己的production house，一點也不容易。Brian年輕時買樓，為了籌集資金建立自己的事業於零八年賣掉，沒想過從此買不回來，因為賺到的收入永遠追不到樓價的攀升。夫妻更在2008年雙雙「裸辭」照顧大女兒，Brian形容當時家庭總收入不夠八千元，開始動用儲備了。可是Brian沒有放棄攝影的夢想，他說當時找不到商機，又不想浪費時間，在家呆坐越想越多無聊事情，而「創作就是從無聊開始」。

一個攝記一世都是攝記，雖然我現在做商業攝影，但我仍然想透過相片宣揚我的訊息，社會上許多民生的事情，報章並沒有報道。

這些創作，包括因女兒的緣故，開始義務教三十幾間幼稚園的兒童攝影；又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合作，拍攝了一系列與貧窮有關的相片：「我最喜歡這張天台屋相片，一位母親帶著孩子在天台屋居住，而他們的夢想就是後面的公屋。」Brian說自己仍然想宣揚民生的訊息，希望透過他的相片引起關注：「一個攝記一世都係攝記，雖然我現在做商業攝影，但我仍然想透過相片宣揚我的訊息，社會上許多民生的事情，報章並沒有報道。」同時也希望由兒童自己親手拍出，他們眼中的貧窮是怎樣的。

運動員的work from home相展，也是Brian視為民生的事。「外國地大物博，外國人運動員輕易地在家練習羽毛球，世界冠軍家裏甚至有泳池供其練習，但是香港的運動員不一樣。」一幀幀照片，訴說著香港運動員在疫情下，保持狀態的種種努力：有與牆壁對打的羽毛球運動員，有雙手分別舉著米包的舉重運動員，還有在家中椅子綁上各式感應器的劍擊選手。

我是一個相痴，無論何時何地我心想著的，都是影相。

在真人茶座的訪問中，主持問Brian為何決心由攝記轉為商業攝影？Brian指一來看著各種媒體和科技的變遷，深感媒體事業已走到盡頭難有發展，很可能會被淘汰；而激發Brian放棄攝記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被派往汶川採訪，Brian帶著鏡頭在災區四圍拍照。「自己或跟記者走入災區，那種孤獨和恐怖好難形容。」例如對面山泥塌陷，解放軍就叫在場人士盡快離開生怕是餘震；又例如在災區大部份時間只聽到軍人的腳步聲和丟掉屍體的聲音；又例如看到叔叔望著大樓，原來太太子女都在裏面，Brian忍不住攬著他哭泣幾近崩潰……Brian說他開始自己嚇自己，漸漸想念家裏的妻兒。

接近尾聲，主持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什麼人？」Brian坦言曾接受多次訪問，從來沒有人問過他這條問題。Brian想一想，答：「我是一個相痴，無論何時何地我心想著的，都是影相。」甚至想過，假如有天百年歸老，「幫我在靈堂擺一個相展就好，這樣就死而無憾。」

撰文：劉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