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嘅屋企不停被唔同嘅社会事件拆散。

嘉慧的家庭历尽沧桑。嘉慧在1970年出生于内地，自小和父母及弟弟同住。嘉慧的祖父母本来于五十年代在菲律宾有自己的生意，后期被「建设中国」这方针所吸引而回流到中国发展。怎料回国不久便遇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两人在国内有多块田地，因此成为了「地主」及「资产阶级」，即是革命分子的批斗对象。迫于无奈，两人最后于六十年代逃难到香港。嘉慧的父亲则要照顾自己的祖父母直至他们离世，1968年才移居到香港会合亲人。

嘉慧的母亲及弟弟则在1990年到香港与家人团聚。「我嘅屋企不停被唔同嘅社会事件拆散」。嘉慧自己的家庭一直不能完完整整团聚，是由于政府的施政及不同的社会事件。根据嘉慧的忆述和理解，当时中国政府要求举家移民到香港的人，要把一定比例的家庭成员留在内地，好让家属照顾内地家人时，为内地政府带来资金流入，因此她被滞留在内地。1999年终审法院判决内地港人子女可享有居港权后，嘉慧遂来港争取。嘉慧认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因为两地政策及社会变化而变得非常坎坷，令家庭支离破碎，天伦之乐遥遥无期。

我曾经真系好憎我屋企人，点解要拣我细佬而唔系我，之后我先知原来佢哋根本无得拣。

嘉慧无法跟妈妈和弟弟一起来港，但原来这并非事情本应发展出来的结果。在弟弟及母亲不辞而别时，嘉慧的舅父不忍隐瞒，透露了其实获政府批准到港的是嘉慧，但最后母亲认为弟弟年纪小需要人照顾，当时嘉慧已成年可照顾自己，又可以透过结婚嫁人改善生活，因此决定走后门将可到港的换成弟弟。

「我曾经真系好憎我屋企人，点解要拣我细佬而唔系我，之后我先知原来佢哋根本无得拣」。当时知道自己被母亲掉包的嘉慧非常愤怒，认为是母亲不爱自己。嘉慧与家人的关系急转直下，长期没有联络，渐渐疏远。直到后期嘉慧于1997年以旅游探亲为由来港与家人相见，嘉慧才明白到自己的家人并非不爱自己，而是政府的施政方针令家庭不能完完整整地移居到香港。

我讲嘅一切都系真实，因此我根本唔需要担心被政府录音影相。

1999年，嘉慧在新闻上看到终审法院就居港权案件的最终判决，认为自己根据法官的裁判应该有居港权，因此到香港申请身份证。但当时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声称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涌入香港，言论造成公众恐慌，亦引来了香港回归后的第一次人大释法推翻判决。为求在香港与亲人团聚的嘉慧，唯有为居港权在政府总部静坐抗争，之后亦有众多抗争者被捕及遣返内地。

被遣返后，她在2001年再度回港抗争，最后她代表抗争者与政府谈判。于谈判中，她表达了三个主要诉求，分别为停止拘捕本港境内的「超龄子女」，政府为「超龄子女」设立申请居港权的渠道，以及撤销香港身分证申请的黑名单。不少抗争者都害怕在谈判中被政府录影，对自己不利，嘉慧却说：「我讲嘅一切都系真实，因此我根本唔需要担心被政府录音影相。」就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令嘉慧愿意代表抗争者进行谈判。虽然谈判后嘉慧仍然被遣返，但她从来没有后悔参与谈判。

其实我由一出世就觉得自己系香港人，我觉得喺香港生活令我睇多咗好多嘢，而呢啲嘢大陆系冇人敢讲同做，香港人有种好特别嘅温暖。

被问及从何时开始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嘉慧认为自己从出生起已经是香港人，大部分的家人都在香港生活，嘉慧自小就认同香港，知道自己迟早会来香港生活。最终嘉慧透过婚姻来港，并表示来港生活后，自己的视野及见识扩阔了不少。当中有不少事物在内地是不会看到或听到的，例如有游行示威或一些反对政府施政的言论。她相信这一切都源自香港人所拥有的言论自由，而这份自由亦令嘉慧觉得香港人之间有种特别的温暖，这种温暖亦强化了嘉慧对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虽然最终来到香港，然而每当嘉慧回想自己花了大部分的青春，不断在这些争议及抗争中游走，难免感到一点唏嘘。嘉慧更清楚明白自己的故事并非只发生在她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一整个「超龄子女」的群体里面。当中亦有大部分成员未能如嘉慧般幸运，还在争取当中。当我们经常认为香港人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时候，社会其实亦有一群人为了这身份，牺牲了不少时间及精力，拼了大半的人生。

撰文：吴梓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