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女性來說，教育就是握在她們手上的武器。

Naila 住在巴勒斯坦西岸一個和平的村落，1969年時正就讀小學，只有八歲的她，親眼看見她的家園受到破壞，及後更被以色列控制，這件事喚醒並改變了她，透過教育裝備自己成為社運人士。 1980年代早期，Naila獲得獎學金到保加利亞升讀大學，主修科學 。當時她遇到未來丈夫Jamal Zakout，一位同樣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學運人士。畢業回到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Naila嫁給了Zakout，當時所有組織和團體都被禁止，但兩人無懼打壓，加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

 這部電影不只是我的故事，我們以女性身份一同對抗佔領行動，我的故事只是萬中之一。

從加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開始，以色列便開始嚴密監察這對夫婦。某一天晚上，Naila和Zakout吃晚餐時，她被以色列拘捕並帶到位於耶路撒冷的Maskubia監獄。拘留期間Naila受到虐待，即使獄卒早已知道她懷孕，仍然把她整晚留在又冷又下著雨的戶外環境。雖然Naila請求他們提供醫療協助，但他們仍然充耳不聞，而在監獄中受到的連串虐待令Naila最終流產。及後，丈夫Zakout尋求兩名以色列記者協助，替他報導妻子在監中的待遇，令Naila成功保釋。 到了1988年，在Naila誕下第一個子女Majad 之前，丈夫Zakout因為參與政治運動而被遞解到開羅；當時無數男人被以色列殺害、遞解出境或關進監獄，由於沒有男人可以擔任政黨中的領袖，加沙的婦女便組成組織對抗以色列。

作為巴勒斯坦人，我們為這場起義感到驕傲，更令所有巴勒斯坦人記住我們在起義中如何團結起來。

Naila 之後與配偶被遞解出境的婦女一起加入組織，而巴勒斯坦女性所展開的非暴力抵抗相對造成較少傷害。當所有學校被以色列強制關閉時，她們設立地下課堂，婦女幹事更公開舉行針織、縫紉和煮食聚會，在這些聚會中秘密商討大起義的事情；同時亦設立農業合作社，種植食物自給自足，杯葛以色列食物，導致以色列食物銷量大跌。

 由於Naila經常參與由婦女發起的運動，令她再次被捕和入獄。而她的兒子，當時只有六個月大的Majad，亦與她的母親一起送進監獄。電影《拉娜的革命》中以卡通描述女性囚犯和Majad在監獄中的日常生活，囚犯中大多是母親，她們給予Majad所有的愛與關懷，是電影中最感人的一幕。 到了1991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展開談判，以色列政府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在華盛頓簽下了《奧斯陸協定》，條文標誌了奧斯陸協議過程旨在爭取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益 ，而當時Naila則作出艱難的決定，選擇流亡兩年，以換取與丈夫Jamal可以在埃及一家團聚。

 直至現在經歷那麼多痛苦，我們仍然被佔領。

兩年後，Naila回到巴勒斯坦，現時與丈夫居住在拉姆安拉。Naila加入了婦女組織，繼續在巴勒斯坦提倡婦女權利，除了提供教育培訓外，亦希望提升婦女的政治參與和平等權利的意識，更鼓勵她們投票甚至參選。Naila表示：「我想繼續專注女性能夠扮演的角色，帶動他們團結起來，我更想看見年輕女性在社會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們的抗爭尚未完結，更不會離開到其他地方。」

電影《拉娜的革命》將安排於巴勒斯坦所有城市的大學和村莊播放，希望令年輕人得悉上一輩做過的事情。至目前為止，巴勒斯坦仍然受到以色列侵佔，毋需電影提醒，大家都知道政治已是巴勒斯坦的日常。Naila說：「這部電影對於所有年齡層的巴勒斯坦人來說都是特別的，因為他們看見以色列士兵破壞他們的家園，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巴衝突從來沒有停止，Naila可以做的便是堅持初心，繼續前行。

撰文：丘萃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