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一絲害怕。我只是害怕永遠離開我的家人、子女、妻子和朋友。 

當年屆六十歲的Ali 發現自己的名字在敵人的暗殺名單，他只花了一天多的時間，便火速作出了逃離家鄉的決定，而到達香港後，他亦發現名單上的其中一人，果真被敵人襲擊而證實了這個消息。當時他深信這是和家人短暫的分離，卻沒有想到這會是長達九年的離別，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和兒女，在這九年間，一直無間斷詢問他回家的日子，但無奈地，Ali 總是令他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 於2010年，Ali和兒子一起逃到香港，起初他以為能夠成功申請政治庇護，相信只要一至兩年時間便能取得新的身份和護照，和家人團聚。但到達後才發現，香港政府對尋求政治庇護者，不論是政策或者福利，採取不歡迎態度，而且申請過程繁複，需要填寫大量文件。 

對於尋求政治庇護者而言，香港是一個生活艱難的地方。

不像一些歐美國家對難民採取接納包容態度，成千上萬的難民可以湧入歐洲各國生活。香港的尋求政治庇護者當中，只有0.3%能夠成功申請成為難民，「我認識一些人在香港停留了八年、十六年甚或十八年時間，這是一個失敗的制度」，這些人對社會亦構成負擔。相比歐洲難民情況，香港政府有限的協助，對他的生活並沒有任何幫助，「我有些朋友逃到歐洲，他們可以帶同家人一起逃走，而且有新的護照和身份，更甚者於英國、法國等地方，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而我卻一貧如洗。」 

 來港四年後，Ali的難民申請經已獲得批准，但他只能無限期停留在香港，因為他不能工作和出境。即使經已獲得難民身份，Ali仍只能依靠每月由社署所提供的3,300元津貼，以及家人寄來的錢生活。除了生活逼人外，Ali亦有多種長期疾病需要醫治，包括糖尿病、高血壓和鈣化性腦脊膜瘤，「真的很辛苦，尤其是我已經67歲」。早前心臟血管亦出現問題，需要進行手術，但政府並不會向尋求政治庇護者提供醫療津貼，因而需要繳付昂貴的手術費，幸得有心人捐贈一半醫藥費，才足以支付餘下的手術費。 

即使是來自慈善機構或者非政府組織的人，也不願意和難民交朋友，因為他們認為難民十分低賤。

 

Ali曾經嘗試認識在港生活的同鄉，但他們會猶豫與他交朋友，因為他們大都希望與自己社會地位相同的人結交，「在這裏，沒有人會相信你，不論你是誰或者你為何作出犧牲，因為你是一個沒有身份的窮人，所以你便不會得到尊重。」對於Ali來說，生活的不如意除了來自財政壓力外，社會上的歧視亦令他認為香港難以生活。相信任何一個國家或者種族的人，都只是想獲得社會的接納和認同。 

撰文：丘萃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