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思维并非回避负面情绪

犹记得两年前，面对学童自杀潮，社会上下深感无力，他说雨伞运动后，感觉到辅导工作失去昔日的作用，许多个案都不能单靠辅助技巧去解忧。「譬如住在㓥房的小朋友跟我说，没有地方做功课，我辅导完他，他照样只可回到细小的㓥房，屈着腿去读书。于是我修读硕士课程选择了文化研究，因为现在的社工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帮助求助人。」

8月的尾声，学校还未开学，他就上班了，晚上下了班又约记者在快餐店见面，提到各种社会问题，他手上的汉堡包变得淡而无味。窗外正下豪雨，人们都塞进这间小小的快餐店，静待雨停，店内不时有孩童啼哭。他缓缓地提到曾接受过不同访问，讨论政府对青年自杀的态度，也加入不少组织，关注儿童福利，同时希望改善社工制度，在网上也写过不少文章，向教育制度提出诘问，然而，社会风气仍然无视那群跌进深渊的年轻消沉者。

「贴贴标语，搞搞讲座的那种正向教育其实也未尝不可，至少政府用正能量这个大的包围网包住负能量的社会，总有些人会因为这些说话而被打动，努力振作下去。有时看到一些政府广告，找来许多成功人士和伤残人士重重复复地说：『几艰辛我都挨过咗，我得，你可以。』我有时觉得这些只是很表面的东西。有些学校推广正能量会要求学生一同大叫：『加油』、『畀心机』、『我一定得』──但坦白说，不少学生只是机械式地叫。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任他们叫多大声也无用，这一群人往往比较早熟，一早看透了社会和现实的残酷，不会受这些『正能量』感染。」他说罢，咬了一口汉堡，小孩哭声不断，后面接着父母呵责幼儿的声音，小孩哭得更起劲。

不要期望负能量一下就变成正能量，在快乐和伤心的两头，其实有条长路，需慢慢走过去，在这个过程，我们应陪他们，回应他们的负面情绪。

「我讨厌大家用正能量去掩过这个社会有负能量的现实。」

黎柏然叫人幻想一个内心已经绝望的人，他走进房间，里面一大群人笑意盈盈的拍他肩头，对他说：「『我得你都得，我得你可以』那是多么让人崩溃的事。」「那个绝望的人在房间里其实完全无法和其他人接轨，因为房间里面有一种排他性，正能量的人无视负能量的人的痛苦。」现今不少教育却曲解了正向思维的意思，以为正向思维就是避开负面的事物，不谈不讲也不听。一些小学在做成长教育课，甚至连「自杀」、「死」、「跳楼」等字眼都会避谈，以免勾起学生情绪。

一年前，他和一群社工及于大专就读社科的学生创办「正视青年自杀社工阵线」，成立之时有一个共同理念，不想社会「太过正面」。「大家力图一面倒的正面，其实是忽略了个人的经历，令一些已经站在边缘的人更被边缘化。像教育局一直推行『好心情计划』，项目在2016年开展，那时死了许多个学生，政府一直不愿回应事件并做相对的政策，唯一回应而又推行的就是动用优质教育基金，批出基金给学校做类似的正向教育。这种正向计划只是派发问卷，进行评估，分析出会自杀的学生─就算你话，我无想死呀─唔得，你都是要去。计划里面有些强迫的意味。更讽刺的是一个不开心的人却安排他去上堂，去上堂学开心，到底开心和快乐是不是那样简单？」

社会应该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习惯性地比较苦难。不是做到就捧他上天，是生命斗士、杰出青年，做不到就是他不够坚强，是失败者、地底泥。偏偏这种想法好香港，害死了许多人。

他认识的正向教育应是去接纳这个世界的负能量，如静观，让青年人可放下一切，让小生命从小习惯走进自己的内心，「不要期望负能量一下就变成正能量，在快乐和伤心的两头，其实有条长路，需慢慢走过去，在这个过程，我们应陪他们，回应他们的负面情绪。」

他担任儿童服务社工已有十年，认为社会面对孩子的各种问题，总是希望可以纠正过来，强迫他们回到原有的道路。「比如学生有读写障碍─好啦，教到不再读写障碍，就回归主流学校；他不读到大学？不紧要，最紧要回到主流；又例如如果你过度活跃，那就安排你去上堂，上堂都改正不来就要吃药，吃完药就回主流。读书读得不好，缺乏成功感？不紧要，读下去，挨完小学挨完中学就放生你。这就是社会面对青年问题的方法。」他有时觉得气馁，眼前的小生命成长的路原来如此狭隘，世界并没有留空间给他们个性化成长。

看数字，这两年学童自杀事件轻微下降，有些人归功「好心情计划」，黎柏然常常问到底现实是不是真的如此？「是学生整体开心了，还是学校的通报系统和前线人员亡羊补牢得到的最后结果？」

「真正的快乐应该是教会人从自我满足中感恩，而不是从别人的不足去找感恩，我们不应该用其他人的故事去代入不同人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困难，有着不同的抗压力。比较乐天的人面对难题，就算这刻哭得泪流满脸也好，一觉醒来可能隔天又会没事，但有一些人面对很小的问题可能已经焦虑得连连失眠。社会应该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习惯性地比较苦难。不是做到就捧他上天，是生命斗士、杰出青年，做不到就是他不够坚强，是失败者、地底泥。偏偏这种想法好香港，害死了许多人。」

黎柏然看过一篇报道，有人问《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说他整部电影都很灰暗，连结局也很黯然，难道电影不应是拍一些正面的东西，让大家都快乐吗？他苦笑，为什么我们偏不去看清当中的问题？

「正向教育在我心中应该是一种正视。不论是政府、教育工作者或是社会工作者，乃至作为小市民都应学会正视真相，就好像日本从小到大在公民教育也会教授学生地震时的自我保护方法一样。社会问题如地震，既然真实存在，为什么要避而不谈？为什么还要欺骗下一代明天会更好？反过来，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地震时应该躲到哪里去，怎样保护自己。

他提到两年前教育局在防止学生自杀报告里，极力表示自杀个案涉及的主要是个人因素，不涉及教育制度问题。「那份报告好像在说这个社会没有问题，是自杀的人的问题─直到现在，一些学校推行的正能量活动，父母对子女的态度，还是会忽略小孩的心声，听到负面的心事就会去否定和制止，这种态度正正就是恐惧，来自大人本身的恐惧。」

如果你问我怎样才能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成长空间，我会告诉你，快乐的成长空间最重要的就是空间，没有空间就谈不下去。

快乐是让孩子回归简单

童年在上学年的最后一个上课日，他合作的学校为学生举行了「休整日」，目的是透过活动让学生在高压的读书环境中得到休息，从中整理自身的心情。那天，整个学校操场都堆满了纸张，同学尽情地把纸撕破，破碎的纸条满到能当成棉被盖在身上，撕纸过后，学生又会把纸碎重新拼凑，做出作品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在里面见尽青春的笑与泪。「如果你问我怎样才能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成长空间，我会告诉你，快乐的成长空间最重要的就是空间，没有空间就谈不下去。」

道别的时候，黎柏然说其实他明白为什么社会喜欢宣扬正能量，因为鼓励正能量比鼓励面对负能量便宜，正能量很表面，画个哈哈笑就是了，而后者往往需要更多空间、时间和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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