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思維並非迴避負面情緒

猶記得兩年前，面對學童自殺潮，社會上下深感無力，他說雨傘運動後，感覺到輔導工作失去昔日的作用，許多個案都不能單靠輔助技巧去解憂。「譬如住在劏房的小朋友跟我說，沒有地方做功課，我輔導完他，他照樣只可回到細小的劏房，屈着腿去讀書。於是我修讀碩士課程選擇了文化研究，因為現在的社工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幫助求助人。」

8月的尾聲，學校還未開學，他就上班了，晚上下了班又約記者在快餐店見面，提到各種社會問題，他手上的漢堡包變得淡而無味。窗外正下豪雨，人們都塞進這間小小的快餐店，靜待雨停，店內不時有孩童啼哭。他緩緩地提到曾接受過不同訪問，討論政府對青年自殺的態度，也加入不少組織，關注兒童福利，同時希望改善社工制度，在網上也寫過不少文章，向教育制度提出詰問，然而，社會風氣仍然無視那群跌進深淵的年輕消沉者。

「貼貼標語，搞搞講座的那種正向教育其實也未嘗不可，至少政府用正能量這個大的包圍網包住負能量的社會，總有些人會因為這些說話而被打動，努力振作下去。有時看到一些政府廣告，找來許多成功人士和傷殘人士重重複複地說：『幾艱辛我都捱過咗，我得，你可以。』我有時覺得這些只是很表面的東西。有些學校推廣正能量會要求學生一同大叫：『加油』、『畀心機』、『我一定得』──但坦白說，不少學生只是機械式地叫。對於一些年輕人而言，任他們叫多大聲也無用，這一群人往往比較早熟，一早看透了社會和現實的殘酷，不會受這些『正能量』感染。」他說罷，咬了一口漢堡，小孩哭聲不斷，後面接着父母呵責幼兒的聲音，小孩哭得更起勁。

不要期望負能量一下就變成正能量，在快樂和傷心的兩頭，其實有條長路，需慢慢走過去，在這個過程，我們應陪他們，回應他們的負面情緒。

「我討厭大家用正能量去掩過這個社會有負能量的現實。」

黎柏然叫人幻想一個內心已經絕望的人，他走進房間，裏面一大群人笑意盈盈的拍他肩頭，對他說：「『我得你都得，我得你可以』那是多麼讓人崩潰的事。」「那個絕望的人在房間裏其實完全無法和其他人接軌，因為房間裏面有一種排他性，正能量的人無視負能量的人的痛苦。」現今不少教育卻曲解了正向思維的意思，以為正向思維就是避開負面的事物，不談不講也不聽。一些小學在做成長教育課，甚至連「自殺」、「死」、「跳樓」等字眼都會避談，以免勾起學生情緒。

一年前，他和一群社工及於大專就讀社科的學生創辦「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陣線」，成立之時有一個共同理念，不想社會「太過正面」。「大家力圖一面倒的正面，其實是忽略了個人的經歷，令一些已經站在邊緣的人更被邊緣化。像教育局一直推行『好心情計劃』，項目在2016年開展，那時死了許多個學生，政府一直不願回應事件並做相對的政策，唯一回應而又推行的就是動用優質教育基金，批出基金給學校做類似的正向教育。這種正向計劃只是派發問卷，進行評估，分析出會自殺的學生─就算你話，我無想死呀─唔得，你都是要去。計劃裏面有些強迫的意味。更諷刺的是一個不開心的人卻安排他去上堂，去上堂學開心，到底開心和快樂是不是那樣簡單？」

社會應該尊重人和人之間的差異，而不是習慣性地比較苦難。不是做到就捧他上天，是生命鬥士、傑出青年，做不到就是他不夠堅強，是失敗者、地底泥。偏偏這種想法好香港，害死了許多人。

他認識的正向教育應是去接納這個世界的負能量，如靜觀，讓青年人可放下一切，讓小生命從小習慣走進自己的內心，「不要期望負能量一下就變成正能量，在快樂和傷心的兩頭，其實有條長路，需慢慢走過去，在這個過程，我們應陪他們，回應他們的負面情緒。」

他擔任兒童服務社工已有十年，認為社會面對孩子的各種問題，總是希望可以糾正過來，強迫他們回到原有的道路。「比如學生有讀寫障礙─好啦，教到不再讀寫障礙，就回歸主流學校；他不讀到大學？不緊要，最緊要回到主流；又例如如果你過度活躍，那就安排你去上堂，上堂都改正不來就要吃藥，吃完藥就回主流。讀書讀得不好，缺乏成功感？不緊要，讀下去，捱完小學捱完中學就放生你。這就是社會面對青年問題的方法。」他有時覺得氣餒，眼前的小生命成長的路原來如此狹隘，世界並沒有留空間給他們個性化成長。

看數字，這兩年學童自殺事件輕微下降，有些人歸功「好心情計劃」，黎柏然常常問到底現實是不是真的如此？「是學生整體開心了，還是學校的通報系統和前線人員亡羊補牢得到的最後結果？」

「真正的快樂應該是教會人從自我滿足中感恩，而不是從別人的不足去找感恩，我們不應該用其他人的故事去代入不同人的問題，因為不同的人面對不同的困難，有着不同的抗壓力。比較樂天的人面對難題，就算這刻哭得淚流滿臉也好，一覺醒來可能隔天又會沒事，但有一些人面對很小的問題可能已經焦慮得連連失眠。社會應該尊重人和人之間的差異，而不是習慣性地比較苦難。不是做到就捧他上天，是生命鬥士、傑出青年，做不到就是他不夠堅強，是失敗者、地底泥。偏偏這種想法好香港，害死了許多人。」

黎柏然看過一篇報道，有人問《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說他整部電影都很灰暗，連結局也很黯然，難道電影不應是拍一些正面的東西，讓大家都快樂嗎？他苦笑，為什麼我們偏不去看清當中的問題？

「正向教育在我心中應該是一種正視。不論是政府、教育工作者或是社會工作者，乃至作為小市民都應學會正視真相，就好像日本從小到大在公民教育也會教授學生地震時的自我保護方法一樣。社會問題如地震，既然真實存在，為什麼要避而不談？為什麼還要欺騙下一代明天會更好？反過來，我們應該告訴他們，地震時應該躲到哪裏去，怎樣保護自己。

他提到兩年前教育局在防止學生自殺報告裏，極力表示自殺個案涉及的主要是個人因素，不涉及教育制度問題。「那份報告好像在說這個社會沒有問題，是自殺的人的問題─直到現在，一些學校推行的正能量活動，父母對子女的態度，還是會忽略小孩的心聲，聽到負面的心事就會去否定和制止，這種態度正正就是恐懼，來自大人本身的恐懼。」

如果你問我怎樣才能給孩子一個快樂的成長空間，我會告訴你，快樂的成長空間最重要的就是空間，沒有空間就談不下去。

快樂是讓孩子回歸簡單

童年在上學年的最後一個上課日，他合作的學校為學生舉行了「休整日」，目的是透過活動讓學生在高壓的讀書環境中得到休息，從中整理自身的心情。那天，整個學校操場都堆滿了紙張，同學盡情地把紙撕破，破碎的紙條滿到能當成棉被蓋在身上，撕紙過後，學生又會把紙碎重新拼湊，做出作品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在裏面見盡青春的笑與淚。「如果你問我怎樣才能給孩子一個快樂的成長空間，我會告訴你，快樂的成長空間最重要的就是空間，沒有空間就談不下去。」

道別的時候，黎柏然說其實他明白為什麼社會喜歡宣揚正能量，因為鼓勵正能量比鼓勵面對負能量便宜，正能量很表面，畫個哈哈笑就是了，而後者往往需要更多空間、時間和人手。

本文獲《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