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跟他談完，出到輔導室也沒有人幫到我。

從中學升上大學，學生要面對不少新挑戰，比起中學時以公開考試為主的壓力截然不同，個人成長、時間管理、大學新生活、生涯規劃及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等，一時間多了很多需要兼顧的事情。阿晴（化名）是心理學系的學生，就讀四年級。她坦言一年級時曾因為學業及宿舍的適應問題，長期情緒低落，會不時大哭，甚至考慮休學。

「那時剛入學第一年，入住宿舍，也不太能融入那裏的氣氛，學業壓力也頗大，之後去找學校的輔導員協助。」跨出第一步尋求協助，她卻覺得輔導員沒有嘗試理解其處境，會面數次，輔導員卻只是一直明示暗示她可選擇停學，當時輔導員的態度令她有點反感。「現在回想起來，她會不會是不想（跟進輔導）工作，所以叫我停學呢？」

阿晴說，自己本身也不喜歡輔導。「就算跟他談完，出到輔導室也沒有人幫到我。」即使她這麼想，還是選擇了跟輔導員會面。當時她的媽媽也很緊張，有幾次陪伴她一同回校約見輔導員。後來，輔導員說︰「你做咩咁依賴你阿媽，成日叫阿媽過嚟嘅？」「其實你已經是大學生，大個喇喎。」

其實都係無㗎，都係『頂硬上』。自己就這樣一直捱過來。

輔導失效　適應問題未解決

從前與家人同住，有什麼不快都可以跟家人傾訴，她最不適應的就是住在宿舍不能回家。有時忙到整個星期留在校園上課、做功課，沒機會和家人聊天，很想念自己的家。然而，她的家和校園距離實在太遠，天天來回的話，會花很多時間在交通上。因為那時不開心，她更常常在輔導室裏哭。她憶述，輔導員沒怎樣疏導她的情緒或表示理解，反而說︰「輔導室唔係畀你喊嘅地方嚟㗎，你應該積極啲同我傾，諗解決問題嘅方法！」她那時就覺得，那好吧，你連哭也不讓我哭。還是算了，不要再去找他們。

不同的輔導員未必用同一套技巧與方法開導學生。阿晴也直言，學校有數位輔導員，只是她接觸了第一位輔導員後，已不想再嘗試去找別的。那後來如何適應大學生活？「其實都係無㗎，都係『頂硬上』。自己就這樣一直捱過來。」她說。她後來向私家精神科醫生求診，醫生處方抗抑鬱藥。她承認，現時仍繼續吃藥，只是，每月看一次醫生令家庭開支大增，看精神科醫生連同藥物的診金要800元。

媽媽曾暗示情況穩定後就不要再看醫生，她卻不想情況變得太差，加上自覺大學最後一年要應付的問題更多，唯有繼續看醫生。

現時本港的大學都設有學生輔導服務，一般在學生事務處轄下，而且會不定期舉辦情緒輔導工作坊及減壓活動；大學也設立24小時的求助熱線，讓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有一道「最後防線」。部分院校會轉介學生予專業的精神科醫生，並提供醫療資助。但也有學生反映，這只是把服務外判，校內支援不足，學生能否「走出來」仍需靠自己。現時大學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對學生來說有多大幫助？記者嘗試聯絡數間大學的輔導組，以了解部門及輔導員的主要工作，以及他們在大學的角色，惟沒有一間大學願意受訪。

記者嘗試查詢近年專上院校學生自殺的最新數字，惟教育局回應，專上院校會按其內部程序跟進懷疑學生自殺個案，並提供適當的支援，但無法提供相關數據。

從不開心、長期情緒低落，到出現情緒病影響日常生活，最終絕望地了結生命，當中還是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的長短，到最後會否走到絕路，當中的介入工作舉足輕重。學生艱難踏出第一步求助，也需獲親友支持和諒解。

對於阿晴來說，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比學校的支援更能幫到自己。輔導組有朋輩輔導（Peer Mentorship）計劃，協助新生適應大學生活，在新生迎新營（Orientation Camp）也有師兄師姐帶領新生。阿晴覺得和朋輩傾談比跟輔導員談話更舒服，但他們都是學生，校園生活都很忙碌，有時她不開心也避免去找他們。而且，她也不太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情況。

「其實我對學校也不敢抱什麼期望了。我覺得輔導是一回事，但輔導解決不到自身問題。例如課擔太重，太多課業要做，我見完輔導還是要做。其他同學也覺得workload太大，就算一起跟教授談，回應也只是『沒有辦法的，課程設計是這樣的』。」
 

派個蘋果、派粒糖，說我們鼓勵一下大家，他們派那些有鼓勵字句的卡仔，寫着「正面啲諗嘢」，其實我收到更不開心。

阿晴選讀心理學，是想幫助跟自己有相同經歷的人，但後來她也質疑，讀的理論實際上能否幫到人。心理學的課程有關於正向心理學、處理情緒的部分，但她其實很抗拒正向心理學。「很不開心時，要跟自己說不如開心點，其實很離地。雖然讀了很多理論性的東西，但在面對實際情況時往往是另一回事。」在學制規範下，她在二年級選主修專業，三年級才讀主修課程，故此課業也較為繁重。踏入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她說忙的不只是大學的課業，還有之後的出路，要思考繼續讀書還是出來工作。

她說，大學近年開展朋輩輔導員計劃，但在她眼中，他們搞活動卻更像「做show」：「在臨考試前他們在校園設立攤位，每有同學經過就派個蘋果、派粒糖或拍張照，說鼓勵一下大家。我感覺只是為了拍張相，證明輔導組有做事，反而令人很反感。這樣也算鼓勵同學？他們派那些有鼓勵字句的卡仔，寫着『正面啲諗嘢』，其實我收到更不開心。」阿晴覺得，學校與其設輔導組鼓勵學生正面思考，不如認真審視大學課程的課擔是否沉重，為學生提供的資源是否足夠。

「他們多做師生、宿舍tutor的技巧訓練，比起這些表面功夫好。不如做好生涯規劃，可以多幫助學生找出路。實際點去改善課程設計，而不是給我輔導服務，令我『頂得順』。這樣無法幫我解決問題。」她說道。

在阿晴眼中，大學輔導組的工作無法協助她走出情緒困境，在課程中即使有正向心理學的部分，她也只是靠著意志「捱過來」。大學裏到底在精神健康教育及推廣方面，有何實質行動？

本文獲《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