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曾经帮我，我就想帮其他清洁工

(图片来源﹕香港01，卢翊铭摄)

宝丽一直记住那个小孩：看见她在和乐邨扫街，便刻意把垃圾扔在地上而不是垃圾桶里。宝丽上前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不是这样做，你哪有工开？」「如果你妈妈是扫街，你会这样做吗？」「我妈妈一定不会像你这样扫街。」她心里气结，却一时无语，任由小孩嘲弄。她握着扫帚默默扫街，服务街上每个途人—也是清洁工的每个「客人」。

这是她最难过的工作经历。有时，她会因为自己扫街而感到自卑，转念，又觉得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但还是不忘叮嘱女儿：看见母亲在住处附近扫街，可以暂时不认她，也千万不要跟她打招呼，免得女儿尴尬。女儿每次看见母亲，都会上前打招呼，后来开电视看见母亲参与争取劳工权益的示威，也只是说：「咦？你又上电视。」

宝丽今年59岁，学历是小学六年级，毕业前与家人一起在大围、屯门种芽菜，毕业后到制衣工厂当车衣女工，1984年结婚，1985年大女出世，随后细女出世，她便辞工照料家庭。平日接送两个女儿上学，认识了女儿同学的母亲，这人介绍她到翠屏邨当清洁工。宝丽本来就住在翠屏邨，而当时家里只有丈夫一人挣钱。两个女儿也开始要补习了，她希望帮轻丈夫，便答应工作。

她形容，那是一份近似花王的工作，要在偌大的翠屏邨走来走去，除草、清理花槽和斜坡杂物，她最怕在风雨后要走到斜坡清理树枝，稍一不慎，就会滑下斜坡，跌得一身瘀伤。她在翠屏邨工作了两年，与同事非常投契，可是小队里的管工忽然被辞退，宝丽为讲义气，便和小队另一队员一起辞职。辞职不久，几个清洁工与偶然来探望他们的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女工会）职员说起此事，才惊觉自己一个月原来有四天有薪假期，可是他们天天上班，于是女工会协助他们追回假期钱。随后，宝丽加入了女工会于2002年成立的清洁工人职工会。

宝丽常说自己无脑，又不愿思考，没有学历又不太识字，所以最好做清洁，只需要低着头一直做，如果雇主嫌她擦得不够干净，就用力再擦干净一点。

离开翠屏邨的工作后，她早上七时至十一时到观塘的商业大厦做办公室清洁工，抹枱、吸尘、洗厕所，中午回家煮饭给母亲吃，下午二时至五时再到和乐邨当清洁工，洗地、洗楼、剪草、挖坑渠。坑渠的铁盖实在太重，她有时不够力、松了手，整个坑渠盖便猛撼脚指。当时她最怕蹲在地上铲起那些结成一团黑渍的口香糖，最少要花五分钟才铲起一块；她也害怕中秋节后，要在公园清理那些煲蜡遗下的蜡渍。

很多清洁工是什么都不懂的，觉得既然自己选了这份工，被人压价会认命，怨什么呢？

那时，她因为留意多了劳工法例，知道自己虽是兼职清洁工，也享有一定的劳工权益。（注：《连续性雇佣合约》规定雇员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四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时，便可享有休息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贴等权益。）

后来，她辞去工作照顾母亲，母亲在2008年以92岁高龄过身后，她上午在女工会当清洁工。近来，她下午也替女工会工作，到观塘四围认识清洁工，像当年女工会认识她一样，打声招呼、闲谈几句，给他们一个「平安包」—几个口罩和女工会的联络方法。

「我曾在这里当清洁工。」宝丽对着陌生的清洁工，总是先说这句，然后问问他们装备够不够、易不易请假，对清洁工现况的了解，都靠街上闲谈得来。从前宝丽胆小怕事，不与陌生人说话，连主动求职也不敢，工作总是别人介绍，现在却常常到处认识工友。虽然，她还是很怕说错法律条文，她会把一切劳工权益询问转交女工会其他成员。

「别人曾经帮我，我就想帮其他清洁工。很多清洁工是什么都不懂的，觉得既然自己选了这份工，被人压价会认命，怨什么呢？你叫他们去争取权益，他们会劝你别搞事。清洁工是很怕事的，因为要保住工作，要钱生活没办法。但工会至少可以替他们出头。」

英姐：要反抗，先要勇敢站出来

「工人的辛酸我最清楚，最辛酸是工作后有汗出无粮出。」「低下阶层的人本来已很辛苦，有些人一日做两更，一晚睡几小时，日做夜做就是为了生存。」英姐声线洪亮，说起话来有一种大家姐的风范，而她确曾任职清洁工的「大家姐」（管工），还在工潮里担任工人代表，协助工友取回应得的薪金。英姐说，那是她一生人最快乐的工作时光。

英姐今年54岁，中学毕业后，曾任幼稚园老师、仓务员和保安等工作，后来要照顾长期病患的母亲而辞职，两人领取综援，但她自觉有手有脚、不是七老八十，始终想工作。一段日子后，她到住处楼下的社区会堂当清洁工，因其工时分成三节，她可在节与节之间回家照顾母亲。「她要24小时有人照顾，有时我一下班就开始担心她有事。」

母亲过身后，她有感自己不年轻了，且「做开𠮶行就𠮶行」，便继续寻找清洁工作，到沙田广场和沙田中心做替工，后来转为长替。三年下来，她做过场内、场外各个工作位置，熟悉一切运作，获升副管工，后来升作中更管工。那时，她与同事全是外判清洁工，而且是判上判，历经四判后的薪金非常低微，「我们付出的劳力最多，得到的回报却最少」，但她仍然很喜欢这份工，因为一步一步升职，因为可尝试不同工作，因为与同事相处融洽。而众多岗位里，她最喜欢洗厕所，「如果我把厕所洗得很干净，人人进来都说厕所很干净，我就会很开心和很有满足感。」

她的中更队员，大约有12至16人，其中三分之一人只懂签名和写自己的名字，读写能力近乎文盲程度，不懂填写任何入职表、申请表，也自然不懂细看雇佣合约和劳工法例。她升任主管不久，外判商开始拖粮，后来甚至欠粮，一群工友十分徬徨：「我们又要交租、又要食饭、又要坐车、仔女又要读书，样样都是钱。」一个工友提议找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帮忙，他们便与职工盟联络，开始商量工潮细节。一方面，他们预备横额、罢工计划；另一方面，英姐向外判商提出支薪期限，期限前不出粮，他们就会罢工。最后，资方在期限前支付薪金。「我当时觉得：咁乖？如果我们不搞罢工，是不是会无粮出？我们其实不想搞抗争、搞对抗，但在外判制度下，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根本无法取回自己的薪金。」

当年英姐主要与中更队员策划罢工，她又帮中班工友追讨长期服务金和强积金，一个早班工友华姐知道这件事后，问英姐：「你可不可以帮我争取？我不懂填表，也不懂怎样去劳工处投诉。」华姐当年60岁，是泰国华侨，只懂写泰文；华姐又是家庭的经济支柱，需要照顾儿子和患病的丈夫。英姐得悉后爽快答应：「无问题！」「但我不是你那更。」「我不分早中晚更的，个个工人我都帮。」薪金追讨成功后，华姐请英姐在沙田中心的翠华餐厅吃了顿丰富的晚饭。现在，华姐仍在沙田中心和沙田广场做清洁工，而英姐，因当年参与工潮被列入黑名单，不获下任外判商聘用，现在在学校当校工。

英姐觉得清洁工分两类人，一类是条件很好，随时可以找到其他工作，所以很大机会站出来抗争，而另一类是七老八十或不识字，觉得丢了这份工就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出声。「但只要你慢慢跟他们解释，令他们明白这是他的权益、他的血汗钱，鼓励他们，他们还是会走出来的。」

「清洁工人团结很重要，也不要怕事，如果雇主不对，你一定要站出来。他出粮给你是天经地义。你要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权益，不懂就要问，不识字就找人协助，不要一直被欺压，因为最后你会被压到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做清洁工也要无畏无惧，你怕，就什么都争取不了。」

慧姐：团结，换来应得的饭钟钱

2004年11月27日起，长洲清洁工一连罢工六日，为争取合理薪金。当时很多人对慧姐说：「你够胆做这些事，以后都无人请你啊！」那是慧姐第一次参与罢工，她一点都不害怕。从前她是渔民，在海上见惯大风大浪，连水龙卷也遇过，她笑言捡回半条人命来到街上，一群人罢工，真是没什么好怕。

慧姐本来是珠海渔民，从小跟随父母出海打鱼，嫁来香港也是嫁到船上，丈夫是水上人，一家人习惯在有风有浪的日子出海捕鱼。他们的渔船停在长洲海湾，直至第三个儿子在1995年出世，才卖了渔船，在长洲租了一间天台屋住。

从前她是渔民，在海上见惯大风大浪，连水龙卷也遇过，她笑言捡回半条人命来到街上，一群人罢工，真是没什么好怕。

慧姐说，从前是水上人，总觉得街上人见识多点，多少有点看不起他们。他们常在买卖时被骗，丈夫总说购物不要讲价，她买菜时却总被呃秤。她说，水上人头脑简单，就算借钱也是说一句，不用写单据的。最初工作时，她对「签约」这件事很陌生，完全没有细看合约便签名。

最初，一家人的生活费全靠她丈夫在地盘做钉板工作，可是开工日子不多，沙士爆发前，她丈夫一个月才有几天工作。当时三个子女有两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还要租屋，生活艰难，她在长洲辗转做了几份工作，最后选定街道清洁工，因为可以准时上班下班，且每个月有一份固定薪金。「渔民是好天斩埋落雨柴，出海未必有渔获，而且多人食饭，每人每个月才分得一二百元。」

最初入职清洁工，她的月薪是5,100元，一年后转了外判商，薪酬变成4,898元。新的外判商要扣减他们饭钟钱，最初扣半小时，后来扣一小时，酬金仅得4,286元。长洲清洁工共分两更，每更50人，每人每月扣减600元，外判商每月便可省下六万元。「我丈夫当时失业，我看着这人工，不知可以如何生活，而当时判头竟然在长洲贴出一张告示，想用3,900元请人，如果请到人就解雇我们。」

他们向区议员求助，区议员不受理；他们求助无门，幸好有位政府管工看不过眼，把职工盟的电话给了他们。一星期后，职工盟来长洲与数十工友商讨罢工事宜。11月27日，工友在清晨五时起床，来到码头集合，摆一张枱向途人收集签名支持，并解说罢工事件。几个工友留守码头，其余的则分批守着长洲几个主要垃圾站，只许市民丢垃圾，不许任何人清垃圾。慧姐与丈夫与两三工友一起守着街市外的垃圾站。

没料长洲居民竟如此支持当地清洁工：不少市民停步签名，有人拿出1,000元给他们买早餐，还有附近食肆送来外卖以示支持。两天过去，长洲因为堆积太多垃圾而变臭，外判商从岛外找人到长洲清理，但罢工工人极力制止。第三天下午，慧姐与部分工友乘船到中环码头，举起横额抗议，一直游行至食环署总部，并在总部通宵静坐抗议。整场罢工持续六日，最后以食环署出钱补回「饭钟钱」告终。

当年为600元罢工六日，13年后，这事成为慧姐常常缅怀的美好回忆：「一盘散沙是不成事的，而当时大家都很齐心，很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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