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人類學在香港是一門鮮為人知的專業學問，專家們主要透過骨頭以辨認死者身分，希望最終能將骸骨歸還予家人，讓他們得以用宗教或其他方式好好悼念已離世的親人，與他告別。Winsome表示，除了處理乏人問津、無人認領的一般屍體以外，發生天災人禍的現場，例如戰亂地區，都會用得着法醫人類學的專業知識。然而，鑑別骨頭可以得到甚麼訊息呢？「我們建立骨頭檔案會包含最基本的四項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身高以及種族或家族歷史，例如死者大多居於何地等。我們也能透過骨頭知道死者生前曾否患有慢性疾病、是否某類別的運動員、是否從事經常運用身體某部位負重的勞動性職業等，我們把這些串連起來就能了解死者的部份生活面貌。我們也能從骨頭上查證到死者的死因，因為某程度上不同的死亡方式都會在骨頭上留下痕跡。」

我們就是這樣跨界別，存在於灰色地帶中。

這樣看來，Winsome描述的工作與大眾媒體刻劃的法醫工作頗相似，她隨即強調兩者有別，「很多人都不清楚法醫人類學是怎樣的，我們跟法醫會有共用的知識，但各自專業培訓的方法跟深度都不一樣。我們就好像被夾在中間的一個群體，有些國外大學都頗疑惑到底這學科應被歸為文科、理科還是醫科。有時候要向外界解釋我們的工作是頗困難的，我們就是這樣跨界別，存在於灰色地帶中。」

我會往外尋找機會。

除了學科界別游離不定之外，Winsome在發展事業的路途上亦體會到有別於傳統專業的不穩定。「美國已經算是頗有系統地發展法醫人類學，觀乎英國也處於初始階段，相對而言，亞洲地區還只是醞釀胚胎期，風氣需求都尚未形成，所以就發展事業來說是不太便利。」「要在亞洲找到提供常駐職位的機構太難，我會往外尋找機會，例如參加國外研討會，當中會接觸到一些周邊小國的警局或相關單位人員，繼而共商合作項目；部份有恆常聯繫的國外機構也會聘請我去訓練剛畢業入行的新人。另外，我跟一間頗具規模的國外私營災難管理公司有比較穩定的長期合作關係，主要替他們協調在亞洲的災難相關事務。」

Winsome侃侃而談，展示了抓緊每個機遇的魄力。她看似無所畏懼，實際上背負着不少壓力。作為一名青年法醫人類學家，在某些客戶或服務對象眼中，她的年輕往往與缺乏公信力掛上等號；她曾經歷數次與家屬同處案件現場，被貼身監督、追問進度，「我非常理解他們的想法和行為，但初時真覺得有無形壓力，亦有困難去平衡理智與情感。」

我很感激我的工作容讓我從不同觀感角度去記住和分析『人』，不會讓科學蓋過人性一面。

各種的挑戰以及不穩定始終無損她對此專業的熱情和對人性的尊重。「有時候我很不喜歡處於這灰色地帶，卻也很感激它讓我學會了以多角度看待事物。法醫人類學承襲了人類學的全面觀，我們從不單向地分析和理解事情。剛剛提及遊走於專業與家屬、理智與情感的矛盾，如果我們光困在實驗室中對着骨頭，它就只是一堆等待着被科學鑑定的冰冷證物；但當我們走出實驗室面對家屬，他們的哭喊提醒着我們這不只是證物，而是某人的親人、是一個曾經活着的人。」她強調，「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們想要辨認出死者身分的初衷是基於對人性的尊重，若然我們在過程中忘記了『他是一個人』，整件事就失去價值。總的來說，我很感激我的工作容讓我從不同觀感角度去記住和分析『人』，不會讓科學蓋過人性一面。」

現今全球各社會群體皆面對着不同的混亂境況，Winsome明白大眾難免會被觸發各樣情緒。她寄語社會各界不要被情緒吞噬，不要讓情緒主導思考，嘗試慢慢接受及消化它以後，找回自己的理智與思考能力去面對這時勢。

撰文﹕陳嘉敏
攝影﹕張佩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