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人类学在香港是一门鲜为人知的专业学问，专家们主要透过骨头以辨认死者身分，希望最终能将骸骨归还予家人，让他们得以用宗教或其他方式好好悼念已离世的亲人，与他告别。Winsome表示，除了处理乏人问津、无人认领的一般尸体以外，发生天灾人祸的现场，例如战乱地区，都会用得着法医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然而，鉴别骨头可以得到甚么讯息呢？「我们建立骨头档案会包含最基本的四项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以及种族或家族历史，例如死者大多居于何地等。我们也能透过骨头知道死者生前曾否患有慢性疾病、是否某类别的运动员、是否从事经常运用身体某部位负重的劳动性职业等，我们把这些串连起来就能了解死者的部份生活面貌。我们也能从骨头上查证到死者的死因，因为某程度上不同的死亡方式都会在骨头上留下痕迹。」

我们就是这样跨界别，存在于灰色地带中。

这样看来，Winsome描述的工作与大众媒体刻划的法医工作颇相似，她随即强调两者有别，「很多人都不清楚法医人类学是怎样的，我们跟法医会有共用的知识，但各自专业培训的方法跟深度都不一样。我们就好像被夹在中间的一个群体，有些国外大学都颇疑惑到底这学科应被归为文科、理科还是医科。有时候要向外界解释我们的工作是颇困难的，我们就是这样跨界别，存在于灰色地带中。」

我会往外寻找机会。

除了学科界别游离不定之外，Winsome在发展事业的路途上亦体会到有别于传统专业的不稳定。「美国已经算是颇有系统地发展法医人类学，观乎英国也处于初始阶段，相对而言，亚洲地区还只是酝酿胚胎期，风气需求都尚未形成，所以就发展事业来说是不太便利。」「要在亚洲找到提供常驻职位的机构太难，我会往外寻找机会，例如参加国外研讨会，当中会接触到一些周边小国的警局或相关单位人员，继而共商合作项目；部份有恒常联系的国外机构也会聘请我去训练刚毕业入行的新人。另外，我跟一间颇具规模的国外私营灾难管理公司有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主要替他们协调在亚洲的灾难相关事务。」

Winsome侃侃而谈，展示了抓紧每个机遇的魄力。她看似无所畏惧，实际上背负着不少压力。作为一名青年法医人类学家，在某些客户或服务对象眼中，她的年轻往往与缺乏公信力挂上等号；她曾经历数次与家属同处案件现场，被贴身监督、追问进度，「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但初时真觉得有无形压力，亦有困难去平衡理智与情感。」

我很感激我的工作容让我从不同观感角度去记住和分析『人』，不会让科学盖过人性一面。

各种的挑战以及不稳定始终无损她对此专业的热情和对人性的尊重。「有时候我很不喜欢处于这灰色地带，却也很感激它让我学会了以多角度看待事物。法医人类学承袭了人类学的全面观，我们从不单向地分析和理解事情。刚刚提及游走于专业与家属、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如果我们光困在实验室中对着骨头，它就只是一堆等待着被科学鉴定的冰冷证物；但当我们走出实验室面对家属，他们的哭喊提醒着我们这不只是证物，而是某人的亲人、是一个曾经活着的人。」她强调，「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想要辨认出死者身分的初衷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若然我们在过程中忘记了『他是一个人』，整件事就失去价值。总的来说，我很感激我的工作容让我从不同观感角度去记住和分析『人』，不会让科学盖过人性一面。」

现今全球各社会群体皆面对着不同的混乱境况，Winsome明白大众难免会被触发各样情绪。她寄语社会各界不要被情绪吞噬，不要让情绪主导思考，尝试慢慢接受及消化它以后，找回自己的理智与思考能力去面对这时势。

撰文﹕陈嘉敏
摄影﹕张佩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