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你来我们的办公室吃饭，好吗？

三年前的夏天，阿谦看见一个清洁工在街边屋簷下吃饭，那天非常炎热，他连在外多留一秒也不想，怎会有人在街边吃饭？他上前探问，才知道扫街清洁工只可在公园或垃圾站吃饭。但垃圾站很臭，公园很热，幸好周末商店关门，她才可以在这个好位置吃饭。「不如你来我们的办公室吃饭，好吗？」从此，她天天到阿谦的办公室吃饭。她是四妹，阿谦的第一个清洁工好友。阿谦的办公室有冷气、有梳化，四妹清晨五时起床，午饭后午睡一会，便精神奕奕地回到楼下垃圾站工作。她的一天是这样的：清晨六时十五分到垃圾站集合，六时三十分推着自己的垃圾车出外扫街，下午四时半下班，中间有一小时吃饭，饭后又是扫街，四时左右把垃圾车推回来，洗洗衣服，坐一会儿，便下班回家。台风天也要工作，早上挂了八号风球，她仍是清晨起床，打开电视，只要一转三号风球便立即出门，乘巴士回到垃圾站。「一堆垃圾，树叶树枝全堆下来，一打风就做到怕，个个无停手，水也没空饮。」

四妹今年64岁，家里有一个患病的丈夫，一个月入万余元且要储钱结婚的儿子，她有两个儿女在内地生活，往返内地也要钱，「我不年轻了，又要生活，又要交租，不在这里工作要到哪里工作？大陆人在我这年纪就没工作了，我在香港可以继续做，更好，身体健康。」四妹从前在内地做农夫，2002年移居香港，香港无田可耕，便做清洁工，总说这是轻松的工作。但四妹很瘦，愈来愈瘦，且周身伤患。四妹确是需要一个舒服的空间让她安心吃饭、休息。「多谢他叫我上去吃饭，我永远都会记住他。」

而Peter则在四年前认识根叔。根叔旧居是一架五面都有木板的木头车，当时停泊在足球场外的马路位置， 他刚开始在那里居住。「那时我失业，很无聊。遇到他，他是我的财神爷，认识他以后运程好了很多。初初他来找我聊天，我不理他，后来他问有什么帮到我，我说我一向不靠人帮。他问我要不要衫裤，我刚搬来，合穿的当然好，他转头就拿过来。后来他常常跟我聊天，在这里打边炉食盆菜，识了他三个月左右，我就找到清洁工作。」

为什么做清洁工？「我72岁了，不做清洁工做什么？我回去三行谁聘用我？我做三行工人做到五十几岁，那时超过55岁的都不要。我本来住在唐楼板间房，住了几年，木虱咬到我惊。后来交空租，不敢回去睡，木虱咬你一整晚，明天哪有精神工作？我宁可在街上睡。」于是他搬到球场外，后来找到桥下一个位置，用竹棚搭起一个三角，外面铺上纸皮，再外是木板，最外是帆布，竹棚扎得非常结实。根叔自豪道：「一口钉都无，十号风球也吹不走，这里坐北向南，找位置当然找这些。这个单位，上楼4,000元都租不到！」根叔笑着，露出几只仅存在右边的牙齿。

「我这个年纪，无工作会身痕，做什么我都很用心做，随便挣到两餐就好。我又不用靠特首，没有拿过生果金和综援，也没有申请工屋。做扫街不辛苦，但上楼倒垃圾就真是受不了，我没做过。现在我做冻肉，负责送货和用高速机切肉。」

根叔自觉什么都不需要，但他也需要真诚的朋友，如Peter。基督徒Peter从未向他传教，倒是他拉着Peter说佛理。他的竹棚里贴着一幅红底金字的横额：佛光普照。

就这样，阿谦与Peter都在大角咀认识了各自的清洁工朋友，这个朋友其实也是他们的大角咀街坊。这种「落区识人」的想法始于2012年，当时他们希望打破义工想要关怀弱势社群、就要到家庭或老人院探访的方式，他们觉得这种关系和关心都是「被安排」的，义工无法从中学习如何建立关系，于是他们落区，试试主动认识不同工种的街坊，后来从中划出了「清洁工」这群体，希望深入了解他们：如果这群人不快乐，背后可有共同原因？

他们邀请小学生、中学生、成年人与他们一起认识街坊。初来参加的人总是问：「跟街坊聊天要学习吗？」阿谦说，当然不用学，参加者这样问是因为对于眼前陌生人有种无法掌握的不安感，但人与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开始？两人如何打开话题？其实只取决于你够不够勇敢。「我很希望这些探访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我们会提示参加者多问些他们的背景资料，如在哪里上班、工作时间，希望可以再来接触他们，彼此的关系可以延续下去。」像他与四妹已是三年好友，Peter与根叔是四年好友。

我很希望这些探访不是一次性的。

最初落区时，阿谦不时疑惑：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关怀？是否派饭券、派物资给他们就是关怀呢？他们在劳动，其实有薪金。那么，他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关心？他与中学生一起讨论，有中学生折纸心心送给清洁工，阿谦又与中学生在劳动节送赠「劳苦功高」、「居功至伟」、「功不可没」等襟章给清洁工，感谢他们在劳动节仍为大众服务。大角咀以外，Peter近两年积极落区，与北角、黄大仙、葵芳、观塘、大埔等地的街坊一起关心该区的清洁工。

阿谦说：「其实我们不想参加者每个月只跟我们落区一次，我们希望参加者真是认同我们的工作，然后不用跟着我们，而是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做同样的事，把关心街坊变成生活的一部分。」Peter说：「接触街坊不是社工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接触他们，并在过程里监察政府的制度是否对他们友善，他们背后的工作状况，以及有没有问题需要解决。」

「其实落区这么多年，我发现街坊根本不需要我们送赠任何物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我们的聆听与尊重。物件可能是我们最初相识时的破冰工具，但当我们慢慢建立了关系，而你仍不断送赠礼物，那么，这段关系其实就存在着一种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令街坊永远觉得自己是受助者，这是在关系里令街坊被『去权』，而不是『充权』。」

如何在相处里为清洁工或其他街坊充权？阿谦和Peter想到的方法是邀请四妹、根叔等人担任学校的社区老师，老师会坐在一众「学生」之间，由学生提问，而他们则像一本书一样分享自己的故事。阿谦说：「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的关系呢？就是在生活上我可以照顾这个街坊，同时，他们愿意回馈，觉得自己有能力帮我，像我需要社区老师，他们就来帮忙，不会觉得自己没有用。我们跳出了由上而下或是施与受的关系，而是互相产生价值。当我们真正抱着朋友的心态去认识这个人，我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为四妹做过，但也不要紧，两个人能够互相认识已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为四妹做过，但也不要紧，两个人能够互相认识已是一件很好的事。

每当阿谦在街上偶遇四妹，四妹总会问他：「吃饭没有？」「今天很热啊！别走出来。」他听着，总觉窝心。「其实我们去关怀街坊，也是一种对冷漠文化的抗争。如果你也想这样做，你要先问清楚自己是否愿意花时间建立关系，你就算不为某个目的也会继续探望他们，这就是我们说的关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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