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Sir現為廣州市同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理事之一，曾於香港社會福利署擔任元朗社會福利專員及總社會福利主任等職務，亦曾參與社署「一筆過」撥款政策改革。90年代末，符Sir已萌生北上發展內地社會服務的想法。當時一些內地學者認為，急促發展中的中國經濟社會環境下，社會服務前景不明朗，他們為民生感到憂慮。符Sir認為香港有眾多具實戰經驗的人才，一定能提供多元協助。 

在那個年代，大陸社工缺乏支援及經驗，
實際工作時非常辛苦。

他憶述一次聯同廣州社工帶領家長小組活動的經驗：有一位媽媽家中無人可替她照顧智障兒子，而社工同事擔心參與人數不足，所以容許她的兒子陪同參與。怎料過程中有家長不斷抒發負面情緒，更衝口而出說「其實他們死了我們會更安樂」等言論。那位兒子全程在旁聆聽，他只屬輕度至中度智障，有可能理解人們說話的內容，因此符Sir當刻更覺心痛，而同事其後亦醒悟自己安排失當。符Sir自覺能幫助更多，最終決定於2013年從社署提早退休，全力投身廣州推動社會工作發展。 

社工的原則是為尋求一個多方得益的方案，在過程中成為各方之間的橋樑，透過持續互動對話，建立互信。

身經百戰的符Sir在不同民情風俗的環境下，亦曾多受掣肘為難。當時無論政府機構還是大眾市民對社工這專業不甚理解，甚至聞所未聞，於是社工就成為兩面不討好的夾心一群。一方面政府官員擔心社工會帶來不必要的行政麻煩，另一方面市民猜疑社工是以政府利益為先的說客。面對眾多質疑，符Sir總不厭其煩強調社工原則是為尋求一個多方得益的方案，在過程中成為各方之間的橋樑，透過持續互動對話，建立互信。 

正如推廣設立醫務社工一事上，最初與民政局簽訂合作協議，醫院方面對社工服務的成效，仍抱觀望態度，亦對社工能否與醫療系統結合，甚至帶來管理上的問題，有所擔心。經過幾年耐心磨合，情況頗有改善，院方態度與當年大相逕庭。管理層及醫生們認識到社工並非行政或庶務員工，而是為病人提供實際醫療相關服務的專業人員。符Sir的社工同事更被邀請出席一次全國性燒傷科醫生會議，分享工作經驗，講解如何在病人出院後支援其社區康復與治療過程，協助他們重拾生命希望。駐院社工們把幾年經驗輯錄成實務工作手冊，部分內容更由黨委書記親自提筆，講解何謂醫社合作，一些提及基本醫學常識的章節亦由醫生撰寫；而手冊更被全國各省醫院爭相問取以作參考範本。由此可見，一個正面的夥伴互信關係已逐漸建立。 

我在香港用一個月做的事，都不及我在廣州用一日做的事來得有效果，邊際效益更大。

言談間，符Sir對內地從事社會工作的年輕人表示欣賞，「有一次同事撰寫項目標書，當時我正在旅遊，看稿件看到晚上十二點才回覆，然後同事一點半就回傳修正版本。我問他人在哪，然後他說正在產房門口等待太太生產。他這份投入是我做了三十幾年公務員不能想像的。」內地的社會工作處於初始階段，業界尚有大量發展空間；加上有充滿幹勁的同事同行，難怪符Sir表示現在一日的工作比往日一個月的工作更具效果，邊際效益更大。 

符Sir語重心長地道，在推動社會工作時，大家除了橫向與不同國家進行比較參考外，更應該以縱向觀察分析，對經過多年歷史而來的改變給予肯定；而在不同的官僚制度下，從業者更需要在過程中保持耐心以應對各種難題，只要多花時間了解遊說，問題最終會迎刃而解。 

撰文：陳嘉敏
攝影：張佩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