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Sir现为广州市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之一，曾于香港社会福利署担任元朗社会福利专员及总社会福利主任等职务，亦曾参与社署「一笔过」拨款政策改革。90年代末，符Sir已萌生北上发展内地社会服务的想法。当时一些内地学者认为，急促发展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下，社会服务前景不明朗，他们为民生感到忧虑。符Sir认为香港有众多具实战经验的人才，一定能提供多元协助。 

在那个年代，大陆社工缺乏支援及经验，
实际工作时非常辛苦。

他忆述一次联同广州社工带领家长小组活动的经验：有一位妈妈家中无人可替她照顾智障儿子，而社工同事担心参与人数不足，所以容许她的儿子陪同参与。怎料过程中有家长不断抒发负面情绪，更冲口而出说「其实他们死了我们会更安乐」等言论。那位儿子全程在旁聆听，他只属轻度至中度智障，有可能理解人们说话的内容，因此符Sir当刻更觉心痛，而同事其后亦醒悟自己安排失当。符Sir自觉能帮助更多，最终决定于2013年从社署提早退休，全力投身广州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社工的原则是为寻求一个多方得益的方案，在过程中成为各方之间的桥梁，透过持续互动对话，建立互信。

身经百战的符Sir在不同民情风俗的环境下，亦曾多受掣肘为难。当时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大众市民对社工这专业不甚理解，甚至闻所未闻，于是社工就成为两面不讨好的夹心一群。一方面政府官员担心社工会带来不必要的行政麻烦，另一方面市民猜疑社工是以政府利益为先的说客。面对众多质疑，符Sir总不厌其烦强调社工原则是为寻求一个多方得益的方案，在过程中成为各方之间的桥梁，透过持续互动对话，建立互信。 

正如推广设立医务社工一事上，最初与民政局签订合作协议，医院方面对社工服务的成效，仍抱观望态度，亦对社工能否与医疗系统结合，甚至带来管理上的问题，有所担心。经过几年耐心磨合，情况颇有改善，院方态度与当年大相迳庭。管理层及医生们认识到社工并非行政或庶务员工，而是为病人提供实际医疗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符Sir的社工同事更被邀请出席一次全国性烧伤科医生会议，分享工作经验，讲解如何在病人出院后支援其社区康复与治疗过程，协助他们重拾生命希望。驻院社工们把几年经验辑录成实务工作手册，部分内容更由党委书记亲自提笔，讲解何谓医社合作，一些提及基本医学常识的章节亦由医生撰写；而手册更被全国各省医院争相问取以作参考范本。由此可见，一个正面的伙伴互信关系已逐渐建立。 

我在香港用一个月做的事，都不及我在广州用一日做的事来得有效果，边际效益更大。

言谈间，符Sir对内地从事社会工作的年轻人表示欣赏，「有一次同事撰写项目标书，当时我正在旅游，看稿件看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复，然后同事一点半就回传修正版本。我问他人在哪，然后他说正在产房门口等待太太生产。他这份投入是我做了三十几年公务员不能想像的。」内地的社会工作处于初始阶段，业界尚有大量发展空间；加上有充满干劲的同事同行，难怪符Sir表示现在一日的工作比往日一个月的工作更具效果，边际效益更大。 

符Sir语重心长地道，在推动社会工作时，大家除了横向与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参考外，更应该以纵向观察分析，对经过多年历史而来的改变给予肯定；而在不同的官僚制度下，从业者更需要在过程中保持耐心以应对各种难题，只要多花时间了解游说，问题最终会迎刃而解。 

撰文：陈嘉敏
摄影：张佩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