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師，為什麼要守護？守護是出於同情，還是同情後來演變成感情？」偶然遇上的越南人阿寶當時睡在病榻上，因為吸毒被送到急症室，護士告知鄭藹如，阿寶的情況不樂觀，他已昏迷了，她開始守護着他。

「這種感情，是我們稱之為『愛』的東西嗎？」她繼續問。阿寶不是她一早定下要拍攝的對象，她和在深水埗橋底生活的他素未謀面，也沒有機會跟他說話。這是她不敢再踏入橋底的兩年後，牧師邀請她再次拍攝紀錄片的一次相遇。

兩年前，她曾駐足於橋底，跟很多住在那邊的人聊天。拾荒的黎婆婆當時在街頭離開人世，她拿着鏡頭去追訪這些人，只是想了解黎婆婆的足迹，和他們相處的點滴，卻沒有真正關心這些跟黎婆婆一樣、居住在橋底的人。「我沒有問他們的生活如何，過得好不好。後來這些人也過世了、失蹤了，他們都是黎婆婆周邊的人。後來我有點內疚。」

兩年後，林牧師發起拍攝紀錄片《橋底誌》，她才再次走入這群人當中。再次面對的，不只是旁觀他人痛苦的糾結，還有對方是否真的需要這種守護幫助的懷疑。守護的同時，卻又難以直視阿寶的痛苦，或是把他在病床上的樣子直接攝於鏡頭之下。

她用粗糙的筆觸，畫出了被守護者的輪廓，有點狂亂地素描出來的背景，難掩她帶點不知所措的無力感。用攝錄機拍下的不是病床上的阿寶，而是她在畫畫的手。到最後被守護者離世，有些問題未必得到答案，但她卻仍沒有離開這群橋底的人，之後繼續拍攝的紀錄片主角，也是這一群人。

人文關懷比器材技巧重要

這一部《苦路》為她取得華語紀錄片節2014香港紀錄片獎優異獎，並獲邀參加2015法國克萊蒙費朗短片節暨短片市場，令她更進一步走入紀錄片世界。

鄭藹如說，她的作品很raw，視覺上比較弱，但她較重視人的感情、人與人的關係，她認為人文關懷比起攝影技巧或是器材更重要。

曾經修讀社工系的她，之所以踏上拍紀錄片之路，源於喜歡聽別人的故事。「我沒有去做社工是因為覺得做社工要肩負起很多事情，我不是一個很按規矩生活的人，喜歡自由。若是我覺得這個人很有趣，我想了解他的生活，就去拍他。但做社工要有agenda，要去幫人，有目標要達成，包括是機構的或是個人的。拍紀錄片覺得有趣就去問，美的就可以拍。紀錄片是一個可以表達自己的方式。」

然而，以導演的身份跟露宿者接觸，也不是沒有想過要幫助他們。「被拍的人又吸毒又犯事，在做不對的事，覺得自己有種責任。」但後來她想通了，覺得作為一個朋友，沒有道義責任去幫他。

「一來你不停勸喻他，他也覺得煩，人家有吸毒的理由和需要，我的職責是去理解他。若要去改變一個人或是想如何幫助他的話，是一種pride。若然把他放在同一個地位去看，不會覺得需要如何去幫他。若是同情一個人，你想去幫他，那是把他放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我不想這樣去想這些關係。」她說。

拍攝基層也是一種不平等

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還存在着鏡頭。舉起攝錄機去拍攝社會底層的人，有時也是另一種的不平等。「他們可能覺得你的鏡頭是入侵。」

她最近拍攝的主角，是從越南來港的無家者，他們從小來到香港，即使居住多年，甚至建立過家庭，家庭卻已破碎，而且也未能擺脫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身份。

她說，越南人有種自尊，在他們的文化中，認為應該由女人做家務。他們一群男人生活，一定會有人洗碗、掃地，他們不喜歡被拍到這些場面，會覺得很沒面子。

「可能他們會覺得我的鏡頭影響了他們的形象，或是入侵了他們的空間，但有時他們又會覺得我是一個傾訴的對象。沒有人理解他們，我卻肯聽他們說話，就像朋友，那時候比較平起平坐。」兩者之間的關係帶點微妙。

拍紀錄片可以是「在牆上的蒼蠅」，只需默默地觀察，不被人發現，也不介入現實，但鄭藹如卻沒有只採用這種拍攝手法。「拍攝本來也是種介入，我不會特別迴避。」拍到越南人做家務的時候，也曾經令他們「躁底」。

試過有一次，她拍攝的主角在掃地，但不小心把垃圾袋弄破，他覺得掃地動作很丟臉，有點暴躁，叫她不要拍。

她覺得奇怪：「鍾意乾淨唔好咩？」對方沒回應。她告訴他們，如此有紀律、重視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很好的事。「他知道別人看到他掃地未必是一件壞事，在他們的階層可能會互相恥笑，但我們這個階層的角度，卻是一件很有紀律的事。」

若你真的關心那件事，最好你可以現場去看，紀錄片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比如你覺得我拍的越南人很有意思，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橋底看看。

除了和主角互動外，她的紀錄片會有自己的旁白、內心獨白，也會配上音樂。「紀錄片可以有說故事的成分，千萬不要以為紀錄片只是客觀地記錄當下發生的事，也是用我的方式說給你聽。若你真的關心那件事，最好你可以現場去看。紀錄片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如你覺得我拍的越南人很有意思，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橋底看看。」

這部正在剪接的紀錄片仍然圍繞這些越南人的故事。主角原本是個難民小孩，11歲來港入了難民營，至今入獄、出獄30多次。鄭藹如跟着他拍攝兩年，發現原來他入獄多次都無法擺脫這個循環，慢慢理解這群人。

呈現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

「感覺這個社會很無情，很多事情是按本子辦事，只按程序，而沒有去做一些真的能幫到這些弱勢群體的事。」2000年，政府關閉了難民營，這群人有案底無法移民，妻子兒女都離開了香港，他們卻滯留於此，家庭破裂又染上毒癮，無法做長工。

「這些人有multiple vulnerability（多重易傷性），政府說你有身份證可以靠自己，但原來他們需要其他的幫助才能再站起來。他們在橋底又被人驅趕又被人清場，更是無法擺脫這個循環，然後又做犯法的事，又再坐監。」

鄭藹如理解到，他們的世界就是這麼沒希望，他們不停面對打擊。「就算他們想申請綜援，但看不懂中、英文，找社工幫忙填表，社工態度並不好，令他們覺得受辱，生氣起來連綜援也不要，就去買賣白粉，又坐監。」

聽起來，可能會讓人覺得她因為跟主角走得太近了，太代入那情境，或是太有同情心，但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的生活，紀錄片的確讓她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次主角入獄後，她更進一步去幫助他。

主角的女兒從小移民了，對他這個爸爸沒印象。早前有親戚告訴他女兒已18歲，給他看了照片。「他覺得女兒很美麗，坐牢期間仍寫信給女兒，但是沒有消息。他很盼望，但受不了社會的壓力，無法逃脫命運，又再坐監。之後會否繼續這樣？」

憑着照片，她後來幫他在Facebook尋親。「結果我真的找到他的女兒，但她知道父親又吸毒又坐牢，對他也有點避忌，不想給他地址。他繼續寫信，我幫他掃描到電腦裏發給她看，她有看到，但沒回覆。」

鄭藹如覺得他的女兒可能需要時間接受，那時她已差不多完成紀錄片。「找到她也仍未是時候相見，不知等到什麼時候，可能等到他又絕望，又吸毒又回去坐監。」她說道。

拍攝紀錄片令她反思自己和被攝者的關係，她說最困難是思考如何令鏡頭不傷害他們。「其實很難拿捏，在戲劇上有人出事或是出狀況，就是有事情發生。他出狀況的時候，你拍還是不拍？你要馬上抉擇。」

這種拍與不拍的道德掙扎，也是在她早前另一部紀錄片《通州街310號》中，她和另一位導演李偉盛討論的情節。着重「真實的呈現」是不少人對紀錄片的既有印象，什麼為之真實，卻可以有不同的演繹。短片中，他們二人重演了一些當時沒有拍下的片段，令短片呈現了當時她選擇去拍攝越南人被警方上門調查，而沒有去拍攝大型的「雨傘運動」，以及他們當下的反思討論。

兩位導演對「紀錄片」真實性的想像，比傳統的紀錄片模式豐富，也讓觀眾思考紀錄片的本質是什麼、如何被建構。被攝者是在自然地「做自己」嗎？紀錄片會變成導演演繹出來的價值觀嗎？

「以前有區分紀錄片和劇情片，但現時紀錄片多了很多實驗手法、擺拍，也會叫人重演，拍攝手法多了。紀錄片也是我去看這個人的生活，然後我把這個故事說給你聽，但紀錄片是基於現實。」

從老遠來拍攝到融入社區

鄭藹如把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用鏡頭跟別人分享。拍攝紀錄片不需要很多資金，但拍片和剪片卻需要長時間的投入。數年前，她辭去了全職的研究助理工作，專心一致地拍紀錄片。她現時和數個志同道合的紀錄片導演合租一間工作室，也會接拍其他的宣傳片、廣告項目來增加收入，以繼續支持自己拍攝紀錄片。

紀錄片反映的，不只是他人的故事，不只是導演的故事，而是導演給觀眾思考的空間。拍攝這群橋下露宿者之後，鄭藹如更搬到深水埗居住。

從以往老遠來拍攝，到現在融入社區，紀錄片改變她的不只是對待他人生命的態度，也改變了她的生命。

本文獲《香港01》授權轉載